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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百年祭（连载三）
作者：彰无忌
我对萧耘说：“萧耘姐，你不仅是萧军的女儿，还是他的秘书。现在要忍住悲痛，看伯父还有什么未竟事宜。”对于萧军的病，我早有心里准备。这次从塘沽来，我的父母也嘱咐别留下遗憾。
萧耘说：“1946年10月，爸爸从延安回到东北，受彭真的委托，到哈尔滨各学校、机关、单位，50天作了60多场演讲，每次演讲回来都向彭真汇报，并共同研究群众关心的问题，商量对策。后来爸爸把会上提出的问题概括、归纳、总结成书面材料4大本，交给了东北局，彭真批示让东北各解放区参考。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东北事件’佐证，现在找不着。第二件事是爸爸参加工作时间，如果在东北《国际协报》和张学良讲武堂那段不算工龄，那1934年到上海加入‘左联’应该算。现在工龄从1940年算，也就是爸爸第二次到延安的时间。”她若有所思地停了停，“爸爸平反，工作、房子，都是在委员长关怀下解决的。看来，还是请委员长说话。”
萧军为迎接第二次手术，刀口长好后挣扎下地，试图恢复体力。1981年萧军曾去过承德，喜欢八沟羊汤和7分直径的芝麻烧饼。我一见他说起羊汤烧饼，好像一个拂逆的音符闯进了雅堂，萧耘也瞪我。萧军已不能进食，全靠空肠部位造瘘维持。
又说起萧耘提到两件事，萧军道：“不要再麻烦彭真同志了。苏轼的诗好，‘钟鼓江南岸，归鸟梦自惊。浮云世故改，孤月此心明’。我所以和彭真同志相交，除是毛主席介绍我们相认外，重要的他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着充分的认识，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才可能这样的理解和久远，我们之间毫无矫情伪饰。我和彭真相识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应邀在主席那儿。主席提出文艺上的3个问题：一、内容与形式；二、作家的态度；三、作家与一般人关系。我讲我们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艺队伍，这样才能‘以枪报枪，以笔报笔’。这时彭真同志来汇报工作，讲边区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增收公粮，引起百姓不满。主席给林伯渠电话交谈，令延安县城内、边境地带要少收少征。接着对彭真说：‘懋恭，你不是追求真理吗？这可是真理的化身！鲁门弟子，表里如一，从不哗众取宠。’彭真握着我的手说：‘萧军同志，我在冀东就读过你的《八月的乡村》，延安《文艺月报》上您的每篇文章我都读过。’彭真笑起来甘之如饴。主席笑着对彭真说：‘我们这位萧军同志，看不起我们呀！我请他来，他要去旅行，王震请他到军人俱乐部看画展，他倒愿意。你帮我劝劝他，干脆和我们一起干！’说着我们3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勤务员请示主席开饭，彭真知道主席请我，主动告辞。多天没见土豆炖肉、辣子白菜，主席从书架后拿出一瓶西凤酒说：‘这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带回来的，也算“借了同志们底血把自己伟大起来的”。’我不由得抓抓耳朵，这句话是我《论同志的爱与耐》的一句话，请主席审阅，主席建议将这句话删去，我同意的。”
萧军显得疲倦，我扶他躺在床上，他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吸烟动作，摇一下头，接着说：“从那以后，我和彭真经常沟通。‘王实味事件’后，一些人对我误解，虽然现在王实味平反了，可在当时整个解放区只有我一人反对。我反对的不是中央后来把他定为‘托派’，在黄河边处决；我认为一定要调查研究，他毕竟从蒋管区投奔光明，要让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说话，查明真相。当时参加会的人，为了表明自己不是白区派来的特务，就乘人之危变成发泄兽性的迫害狂。从会场回走，我突然觉得和煦的山坡，变得阴森森的特煞风景。你大娘埋怨我，‘大家都很尊重你，这么严肃的会就你放炮’！什么严肃的会，简直是‘狗咬狗，倒尿盆’。这其实是辽西一句俚语，当地人每日清晨第一件事，起床开门，一有响动左邻右舍的狗叫起来，随着叫声一盆尿泼到当街。我这撒落夜空的话语，触动了紧随身后的‘左派’。这位女同志虽后来成为河南文联的负责人，在当时真不敢恭维。第二天她以王实味反党的逻辑，为了博得中央研究院的惊叹，将我这句话作了夸张的密告。8个团体认为我把他们比作狗，比作泼尿，天下险些大乱。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一比一千无聊辩证。从那之后，我想我要爱自己，要珍惜延安的大好时光完成写作，少往来。王实味成了瘟神，但我见他眼睛红着，充满着泪水，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我和他面对面坐在石马上。他向我声明他是个好党员。我说我知道；他让我将一封信转给主席。从此我在党内也出名了，一批判‘托派’，就提‘萧军，王实味’。乔木了解我，知道风马牛不相及，建议将真相告诉彭真，因为主席怕我冒炮，嘱咐我不要参加批判会。我没听，惹了祸，请彭真同志斡旋一下。我把记录整个事件经过的日记交给彭真，他看后转给主席。没有清风难换细雨，从此我和彭真惺惺相惜，成为莫逆之交。时光荏苒，再相见，彭真第一句话就是：‘萧军同志，我没保护好你！’‘保护我，你也是泥菩萨过江。’彭真同志接着说：‘1966年初，我作为主管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虽然感到在农村‘四清’问题上有一些分歧，比起庐山会议要平静。但一天我出席人大会堂西大厅一个座谈会，上楼梯时遇到江青，我礼貌地请她也参加，没想到她来个当头一棒：“我还敢参加你北京市的会，你还能听得进别人意见？你一手遮天，都成了独立王国了！”我知道她指的是我禁止《北京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当时我也没客气，“江青同志，您是主席夫人，我尊重你。但共产党员只能是忠诚战士，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特殊的人！”那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很多误会无法和主席说清。’1966年7月彭真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一。1967年姚文元在《红旗》第一期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说早在延安萧军、王实味、周扬这些老牌反党分子，托派就如何如何……”
护士来输液，我看到萧军胳膊上突起的表示癌扩散的红包，一阵心疼惆怅。我说：“伯伯，承德266医院管理员张学增是我的好朋友，过两天我接您到承德疗养。”我说完想告辞，萧军说：“再待一会儿。彭真1979年2月平反，当北京市有关同志请示工作时，彭真将落实萧军工作列入其中。1979年4月21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刘景华奉命来访，问我愿不愿意到北京市文联工作，我同意。4月28日接通知，让王建中将组织关系从新街口街道办事处转到北京市作家协会。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彭真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的结论也很快下来……”
说得多了，萧军轻轻地闭上眼睛。萧耘说：“世界广袤，遇到彭真这样燃烧的火把，照亮了爸爸的余生。”我要了一份萧军的“复查结论”离去。在返回承德的列车上，我翻开委员长审过的这份文件：
此结论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1980年2月20日批复同意。
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萧军，本名刘蔚天，别名田军，三郎。男，现年73岁，汉族，辽宁省义县人，家庭出身个体手工业者，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原在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工作，现安排在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
萧军同志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我党的影响下，曾参加北满抗日活动。1934年进关，同年底，其描写抗日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经鲁迅先生作序出版。1935年至1937年参加左翼文学的创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不久离去，到西安、兰州、成都等地任报刊编辑并参加“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1940年夏第二次到延安，任“文抗”理事，“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1946年至1948年曾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在哈尔滨主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并主编《文化报》，1951年来北京。萧军同志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为了追求进步和光明，两次去延安。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1945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这种结论缺乏事实根据，应予改正。1958年2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文化大革命中将萧军同志作为“老牌反党分子”关押、批斗是错误的，应该平反。1967年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黑文中，定萧军是“反党分子”，这种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其后，某些出版物中沿用萧军是“反党分子”的错误提法，不足为据。现应为他恢复名誉，使萧军同志重返文坛，发挥所长。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宣传部
1980年4月21日
结论后附1984年3月6日《庆祝萧军文学创作五十年大会记》，是萧耘作为萧军秘书报道的纪实。文中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这样致词：
认识一个人得经过长期的考察，认识自己也是这样，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得经过长期的考察，甚至要经过长期的折磨，才能认识一个人。我和萧军同志的认识经过几十年了，我们的友谊也可以说是在特殊条件下的友谊，我是很珍视这种友谊的。因为过去我们缺少这种友谊，这种友谊就更加珍贵了，不只了解了他在创作上的贡献，而且更了解了他的为人刚直不阿，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来向萧军同志祝贺，诚心诚意地祝贺！我不只代表文联，也代表我个人向萧军同志祝贺！
列车驶入红果之乡兴隆，车窗外阳光明媚，春意盎然，山楂花盛开，一片一片，一坡一坡，雪白雪白……（全文完）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