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
作者：李美皆
小史对阿兰的暗中观察被解释为观淫，但一般人恐怕更愿意理解为正常者对于异常者的本能的好奇，就像普通人对于一个侏儒的好奇一样。小史尽管是一个警察，但他仍然有着普通人对于同性恋者的疑惑和好奇，这与道德权力等等都没有关系。对于电影当中小史对阿兰的心软和善待，有一种理解是小史被阿兰的柔情所打动，其实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同性恋者阿兰太孱弱了，而且他的多情和沉溺更加剧了这种孱弱，让小史动了恻隐之心，这只是一个强者对于一个弱者的怜悯和不忍而已。对于同性恋者，同情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所以一般人不便作出什么同情的表示，但这种感觉却是毋庸置疑地存在的，有时甚至会不由自主地付诸行动。
小史之所以成为一个被侵犯和嘲弄的对象，就是因为他代表的是权力，但小史代表的其实不仅仅是权力，更是主流，所以对小史的嘲弄和侵犯不仅是对权力的嘲弄和侵犯，更是对主流的嘲弄和侵犯。而大众是主流文化的最大载体。包括同性恋在内的边缘文化在权利意识上都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权利的强调应该是平等的，如果说同性恋是同性恋者的权利，那么不喜欢同性恋就是异性恋者的权利。社会道德、伦理、舆论是一股潜在的自发的合力，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存在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承担着最基本的文明构成。人就是各种社会规定性的总和，没有这些，人将不成其为人，社会也将不成其为社会。如果同性恋者在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同时，却试图干预他人的价值判断和舆论，强制他人承担起认同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的义务，那就是不正当的。即便弱势文化，也不应该享有豁免于大多数人的道德判断和舆论约束力的特权。
如果互不干预相安无事可以作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的底线的话，同性恋者便不能逾越这个底线。否则，异性恋者就有理由相应地抬高自己的权利，甚至可以把对于同性恋者的不以为然乃至鄙夷不屑视为自己的当然权利——因为，如果对同性恋保持缄默的感觉是骨鲠在喉，那对于缄默者也是不公平的，按照同性恋者的权利限度，自由地表达这种骨鲠在喉的感觉，也就成为异性恋者的一种权利。当一部分人试图从道义上去支持边缘文化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处于弱势的，因此，当它采取了这样一个强势的姿态时，支持者自然便失去了一个义无反顾的理由。
边缘文化的窘境在于，即使权力机器不去干预，它也不能阻挡构成主流文化心态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王小波往往过多地把边缘文化所受到的压制归因于权力与自由的对立，而事实上，它更是主流与非主流的相互排斥。不过，谁都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边缘文化往往更倾向于把权力彰显为反抗的对象，以湮没与大众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自己赢得稍微宽松一点的心理空间。
对于一种异常的性取向，人们通常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甚至予以歧视或排斥，这一切都将对同性恋者形成某种压力。而处于弱势的人往往比较敏感，情感反应也比一般人强烈，很容易放大自己的被歧视和被排斥感，甚至一种默许也会被理解成漠视而激起他们的反抗欲望。所以边缘文化的怨恨和反抗是双重的，这种双重的怨恨和反抗形成了一股破坏性力量，使他们在主动出击时会采取一种非常僭越的姿态，形成对于主流文化的某种强迫甚至强奸。但反过来，这种强迫甚至强奸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边缘文化所主张的自由精神，恰恰形成了对自己的否定。
同性恋者拥有维护自身存在以及对于不正当压制作出反抗的权利，但是，这种维权和反抗应该遵循一个合理的底线。同性恋关乎社会伦理问题，同性恋文化必须守住一个伦理底线才能真正找到自身的位置。
王小波是一个虐恋想象的迷恋者，他的《东宫西宫》和《黄金时代》还触及了虐恋问题。《东宫西宫》中的阿兰、“公共汽车”都有一种受虐的冲动。阿兰说，最大的美丽就是：活在世界上，供羞辱，供摧残。“公共汽车”带着手铐被带走使阿兰心花怒放，这是一种代偿性的受虐愉悦。“公共汽车”本人也很享受这一点。阿兰说，他觉得公共汽车是因为她的美丽、温婉和顺从才被逮走的。因此，在他的心目中，被逮走就成了美丽、温婉和顺从的同义语。《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所以，她“走上前来，接受摧残，心里快乐异常。”所以，“她还想下山，忍受人世的摧残。”所以，“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
这种受虐的冲动是与犯贱的冲动结伴而来的，“公共汽车”说：“我这个人生来就最贱不过。”小史痛斥阿兰：“你丫就是贱”。阿兰欣然接受。陈清扬没有搞过破鞋就被人称作破鞋，王二没有干过坏事就被人称作流氓，并送到台上去斗争，却正好满足了他们犯贱的欲望。天生下贱是他们深深迷恋的一种自我认同，正是以天生下贱为精神媒介，阿兰把自己认同于“公共汽车”。他们都是以贱为自豪的人，他们都渴望享受下贱的快乐。李银河在谈到淫秽罪时曾经说：“有人愿意过趣味高尚的生活，听高雅的音乐，看高雅的绘画，读高雅的书，他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有人愿意过趣味低下的生活，听淫秽的音乐，看淫秽的图画，读淫秽的书，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所谓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人有选择高雅的权利，也有选择淫秽的权利。如果不给人选择的权利，就没有自由可言。”总之一句话，人有下流的自由，跟王小波“人有下贱的自由”一脉相承。
这样的自甘下贱，到底是为了什么？
犯贱本质上也是一种获罪的冲动，他们想通过自己的“罪”，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罚”呢？
从形而下的角度来分析，受虐对于虐恋者是一种性的满足，受虐者的爱情逻辑就是：如果你爱我，那就狠狠地虐待我吧。阿兰说，爱情应当受惩罚，全无惩罚，就不是爱情了。他把虐待和被虐待看作是爱情的唯一形式，对于他来说，被虐的渴望就是性的吁求，他激怒小史来打他，其实就是一种暧昧的性的勾引，近似于猥亵。这时候对于小史来说，实际上是一个两难，假如他不打阿兰，就会被认为是爱怜的表示；假如他打阿兰，一方面等于被引诱上钩了，另一方面经过阿兰的受虐心理的投射，同样成了一个爱的证明。所以在电影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