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
作者：李美皆
阿兰在经受侮辱之后反而像个胜利者，而小史却满脸困惑，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绝妙的反讽，但理解为正常者对于异常者的隔膜，或者说主流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隔膜也许更恰当。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分析，虐恋可以被当作对权力的一种曲折反抗，具有文化策略上的意义。面对弱势的挑逗，权力机器唯一能够维持其权威的手段就是施虐，而这正好失陷于弱势文化预设的反抗策略——施虐者无奈扮演了受虐者希望他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来，弱势方便占据了这一心理较量的支配地位，以自己的享受被虐来达到了对于权力的消解，来自权力的凌辱也因此而变成了受虐的自豪，这就是王小波的反抗逻辑。王小波是这样来阐释施虐者与受虐者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施虐与受虐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施虐者与受虐者又是相互依存彼此需要的，因此其地位又是平等的。在这平等与不平等的辨证关系当中，王小波显然更看重的是其中的平等关系。在此基础上，王小波又赋予了他的反抗主体一种强悍的自由意志，这样的反抗是以退为进地进行的，实际上就是只承受不反抗，类似于甘地的不抵抗运动。他们坦然地承受狂暴的虐待，但他们的自由意志却并不因此而消解，反而更加彰显。受虐者所承受的虐待越是残暴，也就越证明了这种自由意志的强悍，这个证明本身就是胜利的证明。因为受虐者的受虐被赋予了极大的反抗力量，所以为了在受虐的过程中得到战胜施虐者的机会，他们甚至会去主动寻求受虐的机会。
这同样可以解释王小波对于“下贱的自由”的肯定，他是以自轻自贱来达到一种反抗，以自甘下贱来完成一种自卫，以放弃尊严来获得一种尊严。
作为一种性取向，虐恋本身是一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无所谓可取不可取，但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态度，它显然是不可取的。
王小波的受虐哲学、受虐政治跟他对“权力——自由”关系的主张是分不开的。他一向把包括权力在内的主流文化看成是压制和禁锢的，把边缘的和个体的看成是被压制和被禁锢的，因此他站在受虐者的立场上，以荒诞的受虐场景的展示来达到对权力的讽刺和消解，以虐恋的游戏化和狂欢化将受虐变为自由的盛典。因此王小波对受虐的迷恋其实也是对主流文化的挑衅和戏弄，这种类似于酒里撒尿的行径包含着颠覆和嘲讽既定价值所带来的狂欢，“卑贱者最聪明”式的得意，以及游戏主义、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
不过，这种由受虐而得来的狂欢和得意注定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虽然王小波笔下的受虐被赋予了许多的政治和文化寓意，但本质上，它还是一个解不开的受虐情结，一种畸形心态而已。王小波在自己的文本中设置了许多自欺欺人的东西，其中最自欺欺人的就是受虐寓意的莫须有存在。
王小波笔下的受虐者具有强劲的自由意志，但这种自由意志是被王小波强行赋予的，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假定性，事实上，受虐并不具备什么特殊的力量，也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冲击和震撼，而只能以一种扭曲引起别人的不适而已——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它还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扭曲，这是一个现在不会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的事实。
如果说施虐者小史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出现的，那么阿兰的受虐情结就是一种渴望被权力蹂躏的欲望，受虐的本质因此就成为一种奴性，受虐者的愤怒也沦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愤怒。其中的自卫和尊严是虚拟的，改变不了下贱的本质。所谓下贱的快乐，不过就是用精神胜利法来解释一种自甘堕落，相当于阿Q的“我是世界上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边缘文化争取的是尊严，这种对尊严的放弃恰恰意味着对目标的远离。虐恋对于权力的所谓嘲弄也是自欺欺人的，正像有人打你，你说“我不疼，气死你”一样，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幻想只能是对自己的嘲弄。
最重要的是，王小波所高唱的自由的意义将因为受虐寓意的莫须有而变得暧昧而可疑。王小波本来是一个用现代理性、民主、科学来呼唤自由的思想斗士，他所肯定的民主文明的进程依赖的应该是一种革命性的积极进取的力量，而不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所肯定的自由，应该是个体的解放，而不是受虐的自由。可是，他却以一种自由定义的歪曲来代替自由的真正获得，被一种类似于“情愿不自由，就是自由了”的掩耳盗铃的假象所迷惑，像堂吉诃德那样充当起了边缘文化的骑士。这时候，王小波自诩天生的黑色幽默其实已经不再幽默了。
如果所谓自由，原来只不过是受虐的自由，追寻自由的意义便被消解了。自由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如果一种自由的获得是以尊严的放弃为前提的，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王小波在边缘文化上所体现出来的自由理念，有点像伯林所指出的消极自由，也就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与积极自由相对而言的，积极自由是一个“操作概念”，包括了控制人的生活的实际操作，是一种行动性自由。消极自由只是一种保护性自由，保护人们不受他人特别是不受权力的侵犯，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强调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消极自由有它积极的意义，但是王小波把它推行过度了，因而走向了消极，王小波自由的歌谣也因此而变调了。
王小波的真正问题可能还在于他是以一种变态来发现变态的。王小波评价张爱玲时曾经说：“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她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有点像说他自己。鲁迅写过《狂人日记》，但他是以一种常态来驾驭变态的，所以能够找到一种合理的价值取向。王小波批判的动机是对的，但是他所持的“批判的武器”是不适用的，所以他的“武器的批判”也带着先天的缺陷，也许这就是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对抗常态中的文化缺陷的最佳办法绝对不是成为变态，不幸的是，王小波的“从家猪变成野猪”以及“以受虐来消解权力”走的都是这样的路线，这使他最终成为一个有愤怒、有反抗而无建树的思想家。王小波最可贵的应该还是他的文化姿态。
边缘文化的优势在于其开放和包容，劣势则在于过分开放和包容，以至于丧失底线无边无际。人们常说，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真理逾度就会变质，这“一步”以及这个“度”就是合理的底线。一旦跨越这个底线，其合理性和革命性就会被自然瓦解了。边缘文化的弱势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事实上仅就它们自身而言，有一些已经非常强势，不过这种强势对于改变边缘文化的弱势地位只能是过犹不及欲速不达，甚至构成对自身意义的消解，这是边缘文化目前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