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恍如昨日
作者：［英国］汉尼夫·库瑞什 著 管娟娟 译
作为英国多种族文学的严肃代表，人们普遍把他看作一个移民作家，一个因为漂泊无根而始终不懈地寻求身份之谜答案的作家。汉尼夫·库瑞什不仅是一个小说作家，同时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电影剧本创作者。根据其剧本拍成的电影受到普遍赞扬，如《母亲》、《年少轻狂》和《亲密》等。
50岁生日刚过的一天晚上，我去了一间酒吧，它离我儿时的家不太远。在里面，我看见我的父亲正站在吧台旁，他是从伦敦下班回家的途中来这儿的。父亲没认出我，但我却高兴得几乎发狂，因为我又见到了父亲，尤其是在他已去世10年，而母亲亦已去世5年的这个时候。
“晚上好，”站在他的身边我说，“很高兴见到你。”
“晚上好，”他应道。
“这儿一点也没变，”我说。
“我们就喜欢它这样子，”他说。
我点了一杯酒，因为我需要有点醉意。
在一张丢弃的报纸上，我注意到今天的日期，按此推算，父亲差不多才51岁，只比我稍微大点，这让我们几乎成了平辈人，一如从前那样。
父亲正与坐在他旁边的男人说些什么，而一个酒吧小姐也和他们一起放纵地大笑着。我对父亲的熟悉和想念甚于任何人，我特别想和从前一样抱抱他，哪怕只是吻吻他的手，但我还是忍住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一脸惬意的样子。现在我想起来了，他旁边的那个男人就是我同学的父亲。 他们俩似乎都没有介意到我的加入。和很多人一样，对于逝去的人和事，我的心底也珍藏着一些最美好的回忆。我常常会梦见我的父亲母亲，梦见伴我长大的老房子，虽然它并不富丽堂皇。当然，我从来就没有奢望我和父亲能够这样相遇，并且能说上话。 近来我越发觉得认不出自己了。“知天命之年”犹如一场悲剧冲击着我的心灵，让我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目标、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我似乎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是戏剧和电影制片人，并且在伦敦、纽约、巴西拥有房产，但我还是在抱怨。我被各种各样精神上的问题困扰着，虽然它们并不能击垮我，但我却因此变得羸弱。
我是在星期一偶遇父亲的，此前的整个周末我一直和朋友们呆在乡间。那里有不错的房子、漂亮的故人、精美的油画和出色的厨师。当时正值伊拉克战争伊始，电视里在24小时不间断地报道。我们一共大约 20 个人。老老少少都深陷在沙发里，一边喝着香槟一边笑着，直到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炮弹轰炸着驴车、肉体和民房。此时此刻，我们体会到了这个国家普遍的厌战情绪，托尼·布莱尔，这个我们曾经寄予希望的在野人士，如今业已成为继安东尼·艾登之后最受人诟病、最让人反感的领导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欺骗和隔膜的时代里。这一切都太沉重，相形之下，生命已琐屑得令人不安。
午饭一吃完，我就打车离开了朋友家。车开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一个文件夹落在了朋友的藏书室。在那儿，我翻阅了莫泊桑著作中的催眠术和狄更斯的催眠实验——这些实验给他和他一位朋友的妻子惹了不少麻烦。出租车又把我送回朋友家，但当我匆忙跑到藏书室的时候，清洁工刚刚打扫完卫生。“需要我检查一下吸尘器吗？”男主人问道。我看见他们互相扮着鬼脸。对此我表现得很大度，因为我考虑到我所找的东西实在微不足道。这是我的精神治疗医生使用的方法。幸运的是，明天我又要见到这个不错的医生。
文件夹没找到，我又回到了火车站并踏上一列火车。以前一直乘的是汽车，所以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坐火车意味着我将在离我老家最近的郊区火车站停留。当火车开进月台的时候，我发现尽管已经离开三十多年，我仍然在竭力辨认我所熟悉的那些事物，甚至熟悉的面孔。但雨太大了，我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当火车准备再次开动时，我想也没想就一把抓起包，跳下火车，冲到街上。
车站附近有一间小唱片店、一间书店、一个卖牛仔裤的地方和几间酒吧。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当地的室内设计师带我来过这些酒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人，他无疑也知道这一点，但让·谷克多才是他的心中偶像。我们服安非他明片，在车站的卫生间里化妆，然后一起踏上进城的火车，而在做这些之前我们还聊聊法国文学、王尔德和波普。我们还有一个穿着打扮像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白人朋友。我们一起看戏剧和电影。最后我在一家叫威斯特安德公司的售票处找到了工作。在我把制片人当作终身职业之前，我一直在这家公司担任着这样的角色：舞台管理员、引座员、服装师，甚至导演。
现在我向父亲打听他的名字和工作，我当然知道如何取悦我的父亲。果然，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然而我的顾虑仍然没有消失：我不确定我们看上去是否相像。我的衣服和我闪亮的新牙比他的贵许多；我比他重也比他高，块头比他大出约有三分之一：这都是我努力锻炼的结果。但是我的头发在逐渐变灰，我从不去染色，而父亲的头发还几乎全是黑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会计，并且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干了15年。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儿子：在空军供职的丹尼斯和我——比利。几个月前我去上大学了，而且我在那里表现得显然不错。我的处女作《等待戈多》——按父亲的话说就是“一部极端压抑的剧作”——受到了褒奖。但我想告诉他的是，事实上我不是导演，而只是制片人。
我告诉父亲，我叫彼得。我去找“刺激”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因此它被赋予相当另类的色彩。并非是我想自我介绍一番，而是父亲问我从哪来，做什么工作，但每当我准备回答时，他又用一大串的建议和看法打断我。
父亲说他得坐下来，因为他的坐骨神经痛好像要犯了，于是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父亲看着酒吧小姐，说：“她很可爱，不是吗？”
“头发很可爱，”我说，“但遗憾的是，她的衣服一点也不得体。”
“谁会对她的衣服感兴趣？”
我从未见过父亲还有这样一面，这与他一贯的作风大相径庭。以前我从不知道他下班后会来酒吧，我一直以为他是直接回家的。有一次丹尼斯外出，晚上我就一个人担负起保护父亲的职责。每天我在公车站等他，帮他提公文包。回家后，在他换衣服的间隙，为他泡上一杯茶。
这时候小姐过来拿走我们的酒杯，并清理烟灰缸。趁她俯向桌子的时候，父亲把手伸向她的腿弯处，顺着短裙滑到她的臀部，抚摸着、挤捏着。那个小姐挣脱了，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盯着他吼道：“我恨这个酒吧和这酒吧里的所有男人！你想让我把老板叫来扔你出去吗？”
老板果然火速冲了过来。他一把夺去父亲的酒杯，扬起拳头。父亲夺门而出，连公文包也没顾上拿。我以前从不知道父亲上班曾经没有带过公文包，也从不知道他会把它放在哪儿。我和哥哥以前常常说，他的公文包就像粘在他身上一样。酒吧外面，父亲在拍他身上的泥土，我把公文包递给他。
“谢谢，”他说。“本不该那样做的，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碰别人！”他问道，“你去哪儿？”
“我和你走一会儿吧，”我说，“我的包不重。我只是从这儿路过，要搭火车去伦敦，不过我不急着走。”
“那到我家去喝一杯吧。”他说。
我父母一向遵循非常精确的作息制度，精确到可以用数学来计算。为什么现在他竟然邀请一个陌生人回家呢？一直以来我是他惟一的朋友，但我们常常为了生计而各自奔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