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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与恩怨
作者：李建刚
安德列耶夫在对《红笑》的修改上同高尔基的分歧与抗争不是单纯的一次创作分歧，而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前的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每每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安德列耶夫不仅拒绝了高尔基的建议，而且表现得非常强硬和决绝，这次简单的抗争可以视为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疏离的一次尝试，更是一次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的斗争。看得出，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在创作上的分歧从此开始公开化了，《红笑》是安德列耶夫创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安德列耶夫继续沿着他新开垦的道路前进。
交往后期——从分歧走向分手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都流亡到了国外，高尔基先去美国，计划依靠自己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为革命募集资金，结果未能如愿，后来，高尔基移居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安德列耶夫则去了芬兰，后来辗转到德国。导致安德列耶夫彻底陷入悲观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的事件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不幸。1906年12月，安德列耶夫的第一任妻子维利格尔斯卡娅·安德列耶娃在德国死于产后热，爱妻的不幸去世对安德列耶夫是个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他很久都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疗养，他便建议安德列耶夫前去他那里散散心。安德列耶夫在他那里呆了近半年，并没有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安慰。深陷丧妻之痛的安德列耶夫很需要来自好友的普通人的同情和精神慰藉，但是在表达情感方面一直很矜持的高尔基不善辞令，也不会开导安德列耶夫，只是一味地同他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完全忽略了安德列耶夫的感受，这令安德列耶夫很受伤害。他的苦闷愁绪得不到释放，那颗受伤的心灵也得不到安慰，半年之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卡普里亚岛。
失望的安德列耶夫在卡普里亚岛并非一无所获，他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素材，后来以此创作了小说《黑暗》，这部小说后来被高尔基认定为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客观地评价，安德列耶夫的《黑暗》延续的是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作家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假如还是要经过高尔基的审核并提出修改建议之后再发表，我们今天也许就没有机会看到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安德列耶夫了。
1907年《黑暗》的发表仅仅是两人关系破裂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他们两人对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的作用和在建立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文学等方面都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分歧。其实，这种差异在他们交往的初期就存在着，只不过两人都被纯真的友谊和相互的敬佩之情蒙蔽了双眼，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分歧。高尔基作为当时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对安德列耶夫的创作才华十分欣赏和佩服，他天真地认为安德列耶夫跟他自己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并对其大力提携和扶持；安德列耶夫在两人交往的初期对高尔基似乎有些个人崇拜，面对这样一位文坛巨擘对自己的青睐，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意见和建议每每言听计从、虚心接受。实事求是地讲，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早期的创作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安德列耶夫几乎每篇小说完成后都要首先寄给高尔基征求修改意见，然后才决定发表。在当时的一幅漫画里，安德列耶夫就是被刻画成一个高尔基影子的形象出现的。不过，随着两人在文学创作中产生的分歧逐渐扩大，安德列耶夫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
安德列耶夫离开《知识》文集转而投向《野蔷薇》这件事对进一步了解两人对创作和文学的任务等方面的分歧很有代表性。1907年初，高尔基与《知识》出版社的另一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决定把《知识》文集的主编工作交给安德列耶夫主持。安德列耶夫接到任命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然而，他们两人在选取作家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高尔基不同意把勃洛克、索洛古勃等吸收进来。安德列耶夫的计划无法实施，于是他推掉了《知识》文集的编辑工作，转而投奔了《野蔷薇》杂志，并很快在那里发表了他的《黑暗》、《七个绞刑犯》等一系列作品。
投身到《野蔷薇》后的安德列耶夫同高尔基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当年，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离开《知识》出版社的行为表现得相当宽容，他在给博格留波夫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列昂尼德去了《野蔷薇》？是的，这可以理解，毕竟他已经长大了，足以到了独立表演的时候了。就让他去闯闯吧，我只是担心，他会被人愚弄的……”不过，两人的通信日渐减少，慢慢就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逐渐降温，走到了冰点。
几年之后，安德列耶夫跟高尔基回顾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历史。他们书信往来，相互解释自己的理由，谁都不肯让一步。1911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他首先肯定了自己对高尔基“一如既往的友情与敬重”，诉说了自己的苦恼，然后流露出了想和解的愿望，并且希望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地干些事业。高尔基在给他的回信中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批评了安德列耶夫在《黑暗》和《我的札记》中所犯的错误。高尔基在信中没有对安德列耶夫流露出丝毫原谅的意思，这令安德列耶夫十分难过。此后两人断断续续的通信把事情再一次搞复杂了，尽管后来达成共识，需要面谈解决分歧，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如果说1911—1912年间两人的争吵仅限于通信中，那么从1913年开始他们的敌对状态彻底公开了。高尔基批评安德列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和悲观主义颓废思想，安德列耶夫则指责高尔基作品中过多的政论性。1916年安德列耶夫谋得《俄罗斯意志》报文学戏剧专栏编辑的职务，把它作为阵地，同高尔基及其周围的民主派作家展开论战。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6年。在高尔基的《回忆安德列耶夫》一文的最后，曾提到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他回顾了两人十几年的交往历史，其间也夹杂着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总体的评价：
“1916年，当列昂尼德给我送来他的小说集时，我们两个重新深深认识到，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又是多么难得的一对老同志啊。我们没有争论，可是只能谈一些过去的事，现实在我们中间竖起了一堵无法调和的矛盾高墙。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这堵墙对我来说是透明的话，那么透过它我会看到墙对面是一个高大的、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我十几年里非常亲近、在文学圈子里惟一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