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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与恩怨
作者：李建刚
安德列耶夫简介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71—1919），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之一。其早期作品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传统；后期创作流露出某些现代主义倾向，具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色彩。其代表作《红笑》以日俄战争为背景，表现了个人在战争血腥与残酷的涤荡中“疯狂与恐惧”的心理状态。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颓废色彩，他往往以挖掘人物内心的黑暗面、逃避现实等思想进行创作，多年来并不为我国读者所接受。他的绝笔之作《撒旦日记》堪称俄罗斯魔幻小说之首创，与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十月革命后，安德列耶夫流亡芬兰，1919年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他乡。
安德列耶夫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性格不稳定”、“情绪变化无常”、“举止乖张”、“极度自信”等特点，其性格颇为内向，敏感而细腻。他曾在十来岁的时候为了跟同伴比试胆量，平躺在铁轨里，让火车从身体上面隆隆驶过，可见在他骨子里还颇有冒险精神。安德列耶夫从上学起就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他读了许多俄罗斯以及国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并且喜欢替同学写作文。对他一生的性格和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两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哈特曼，他们两人的悲观哲学很适合安德列耶夫的性格特点，促成了他悲剧性的世界感受，这也造就了作家一生的创作基调。1891年安德列耶夫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在安德列耶夫的大学生活里，“迷失自己的苦痛、精神抑郁、酗酒、恋爱的失败与绝望”等情绪交织在一起。他曾两度试图自杀，沉重的精神分裂一直折磨着他以后的生活。后来，安德列耶夫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从事助理律师工作，先是以法庭记者的身份给《信使报》投稿，后来就以专业记者的身份主持该报文艺专栏的工作，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大决定——弃法律而从文，从此便开始了他经常性的文学创作活动。
交往初期——从挚友到分歧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前后经历了近二十年，根据他们交往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来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期的亲密友人时期和后期的分歧敌对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大致分野时间在1907年前后。两人交往的开始应该追溯到1898年，那一年4月5日，《信使报》总第94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列·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描写了一位警察在复活节善待一个流浪汉的故事。这部短篇引起了高尔基的极大兴趣，同时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即把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推荐给自己的好友、《大众杂志》的出版商维·米洛留波夫：“莫斯科的《信使报》在复活节特刊上刊登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这位列昂尼德正是您所期待的人物！他有一颗多么美好的心灵啊，简直是太棒了！可惜，我还不认识他，否则我也会向您推荐他的……”一年之后，高尔基主持编辑《尼日哥罗德之页》杂志，需要一些长期稳定的稿件，他想到了安德列耶夫，便立即写信给《信使报》的一位友人，索要安德列耶夫的通信地址。安德列耶夫很快就给高尔基写了回信，并按高尔基的要求给杂志寄去了稿件。不久，《尼日哥罗德之页》便刊发了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纪念碑》。
由此，两人开始了通信往来的“文交”，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1900年春，两位“相识”近两年的朋友才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匆匆见了第一面。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高尔基并没有从安德列耶夫的第一印象里觉察到他那深藏的忧郁和悲观性格。
高尔基起先并不知道安德列耶夫早在1892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当他发现安德列耶夫的才华之后便希望对其加以培养和指导，于是便大力扶持安德列耶夫的创作，帮他联系杂志发表作品。高尔基在1899年4月写给安德列耶夫的信中谦逊地向安德列耶夫提了一些建议：“您开始创作仅一年，我则有七年了，以我年长的资格，请允许我给您提一些建议……” 接下来，高尔基列了一系列建议：他认为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篇幅有些拖沓”，语言也“不够精致”；具体以《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为例，他认为小说“开头过长”，中间“很精彩”，而结尾“走了调”；他还认为作家应该写他认为最好、最想写的东西；建议学习经典作家的各种优点——学习莎士比亚“表达感觉的手段”，屠格涅夫“感受并表现大自然的艺术”，还有契诃夫“构建小说的优雅能力”等。高尔基还就写作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尽管与高尔基在创作上有不同的看法，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还是非常珍视。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安德列耶夫特意加上了“献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句。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安德列耶夫加入了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两家民主派杂志——《大众杂志》和《生活》，并且成为《知识文库》集群中的一员，他很快在文学圈子里崭露头角。然而，两人的交往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辩论：两位作家在人生观、世界观、文学的根本任务、作家的使命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即便如此，两人的交往并没有因此而受损，高尔基以他一贯的与人为善的性格试图帮助安德列耶夫摆脱自己性格的羁绊，回到他的身边；而安德列耶夫也十分敬重作为挚友的高尔基，并十分珍惜同高尔基的友谊，因此几乎每一次意见相左时都是他主动退让，听从高尔基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
高尔基不仅仅在文学创作上对安德列耶夫施加影响，他甚至对安德列耶夫的人生观、处世方式等都试图施加有益的影响。集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高尔基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甚至是政治舞台上表现得极为活跃，安德列耶夫一开始也深受高尔基的影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活动。1905年2月9日，安德列耶夫把自己在莫斯科的寓所提供给社会民主党人开会，他因此也被逮捕入狱。
应该说，1905年前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还是比较和谐的，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最终能够取得相互理解与信任，这主要得益于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尊敬与服从上，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对高尔基言听计从，使得他们两人的初期交往相对非常平稳，隐藏的矛盾也被表面的友谊所掩盖。然而，安德列耶夫思想的变化还是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逐渐开始带有更鲜明的颓废色彩，这也引起高尔基的极大不满，两位作家的争吵也日趋频繁。可以说，1905年是安德列耶夫思想发展中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基本上还可以说是靠近高尔基的；1905年以后，他逐渐摆脱高尔基的影响，开始了他在新文学创立道路上的独特探索。
1905年有两件事对安德列耶夫触动很大，首先是革命的失败，其次是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溃败。1905年革命的失败浇灭了安德列耶夫本已脆弱的革命热情，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的溃败更加剧了安德列耶夫悲观思想的发展。从没到过战场的安德列耶夫仅仅凭借着自己的想像和内心感受创作了堪称其代表作的《红笑》。安德列耶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手法，他几乎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用一些片断和碎片拼凑了一个看似无序的整体，其间充斥着主人公梦魇般的心理活动及略带通感色彩的恐怖景象。《红笑》的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这部小说比较贴切地表现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恐慌、麻木的心态，血红色的意象中飘荡着骇人、凄厉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