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跪者的尊严
作者：［澳大利亚］蒂姆·温顿／著 韦建华 莫云春／译
《跪者的尊严》（On Her Knees）选译自蒂姆·温顿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变向》(The Turning)。该书于2004年出版，2005年再版，同年获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联邦国家作家奖”。
我十六岁那年，老爷子归西了。一年之后，我们搬回市里居住。母亲靠替人打扫房间维持全家生计，同时还要偿还老爷子生前欠下的债务，供养我读完大学。她从不让我利用课余时间去打工挣钱。“学习嘛，太重要了！”她说。干钟点工，的确不如她先前做过的活儿体面——十八年前，她曾在一家外科诊所当接待员，尽管，那是她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好职位。她告诉我，替别人擦洗地板，较之于让别人来擦洗自家地板，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尊重。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后来，了解到她每天都要在别人家的淋浴室里跪着干活后，尽管心中不是十分情愿，我还是无可奈何地去给她当了好几回帮手。有很多次，我本可以抽空去帮帮她的，但却没有，而是宁愿赖在家里，一边又遭受着负罪感的折磨。对此，她从未有过半句责备的话儿。
母亲身上有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强烈的自尊心。老爷子走后，“整洁”与“卫生”，就是她的人生追求。她虚怀若谷，忠诚坦荡，一丝不苟，始终固守着她那些崇高的行为准则。人们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凡是经过卡罗尔·兰打扫过的房屋，间间都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在沿河两岸的郊区，她的名字家喻户晓，是个难得的、最受人欢迎的清洁工。有可能她还到过我的那些比较富裕的同学家里去打扫卫生，但论起聪明和能干来，我们当中无人能及。
她为自己拥有这么好的口碑而骄傲，也喜欢听到人们对自己的赞美，快乐地感受着四处的褒扬。可是，对于那些一方面折服于她的劳动成果，一方面又无端低估她的劳动价值的人们，我感到十分的憎恶。我读过户主们毫不经意地写在花纸上的那些神气十足、傲慢无礼的便条，亲眼目睹过他们在和母亲讨价还价，企图用最少的价钱从母亲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其实，越是自命不凡的人，越是抠门得要命，邋遢得出奇，经常把家里给弄得乱七八糟。在这些人看来，收拾房间的事似乎全该由钟点工来完成，故而，他们平时养成的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生活习惯也就顺理成章了——反正，是花钱请了人的，干吗不来点“巧取豪夺”，尽量让钟点工多干些活儿，也好赚回自己付出的那些工钱。然而，母亲始终维护着个人的尊严，坚持按自己的钟点计费标准收取劳动报酬。有些人的活她宁可不接，但更多的活儿却会给她找上门来。
二十年来，母亲仅仅因为一副丢失的耳环被解雇过一次。那一次，户主让她一周后离职，她回家后独自一人站在屋外的那棵柠檬树下哭泣，生怕被我听见。我试图劝她不要再去干那最后一周的活了，可她就是听不进去。我们为此大吵了一架，整整一周，硝烟未尽。打自老爷子升天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说话，从未提高过嗓门，生怕一旦稍有不慎，对方就会离自己远去，故而双方都在尽量息事宁人。可眼下，妈妈和我常为这事口角不断。
她准备回去为那个户主继续干活的早晨，我们又争吵开了。接下来，我在浴室里洗澡，她则立在门边给我上课，告诉我什么才是做人的尊严，好像我根本就不是年已二十的法律专业大学生，而是一个整天需要大人呵护、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你说啥都行，反正我不在乎，”我叫道。“真是顽固透顶!你要去就去吧，别想要我帮你！”
“我可没说过要你帮我，”她说。“我啥时候说过要你帮我了？”
我低声叹息，无言以对。她要干的，可是四个钟头的活——至少，要是有我帮忙，也得需要两个钟头。特别是，在已被户主责斥的情况下，这四个钟头，将会是她一生中最为漫长的四个钟头。我坚信，她不该再去。“真是毫无道理，滑稽可笑，荒唐之极!”在她给停在私人车道上的“花冠”牌轿车装填清洁工具时，我这样对她说道。我两手横抱于胸，在走道上直直地站立着，看着她回屋取扫帚和水桶。妈妈其实早就猜到我会跟她同去的，真是这样。我重重地将车门带上。随着汽车底盘的瞬间下沉，妈妈脸上的一丝疑团散去了。她挂了一下倒挡，驱车来到了街上。
车子里散发着漂白粉和橡胶手套的气味。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摇下车窗。母亲那双饱经磨难、已是粗糙不堪、不成样子的大手，正稳稳地握着方向盘。她的下巴微微翘起，神态稍显愚笨，但却带着几分威严。妈妈驾车时显得有些烦躁不安，但外表上却故作镇静。
“怎么啦?”她从我的脸上似乎看到了些什么。
“没什么，”我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
“你能跟我来，真是太好了!”
“唔——寻思着你需要个帮手。”
“哦，不是帮手，是爱，是亲情哪!”
我对妈妈的怨气未消。听她这么一说后，倒直想打开车门钻出车外，不再理会她的事情。
“又怎么啦？”她问道。
我摇了摇头，不想和她再次发生冲突。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应该付给她双倍的工资才对。现在，她做事更加谨慎小心，诚实守信。这正是那些富人无法与她相提并论的地方。她甚至不会随便打开主人家的一个抽屉，除非是将洗净的刀叉放入其中。对她而言，被人污蔑为“贼”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知道，做人很不容易，”她说。
“可你这是在委曲求全，是在给人低三下四啊，妈妈！”我已顾不上心中存有的顾忌，脱口而出。“就这么回去，其结果就是给人辱没了自己的名分！”
“是在给谁低三下四？”
“反正就是低三下四。”
“嘿，抱歉，我的小长官，”母亲轻蔑地哼了一声。“那么——维克多，我这又是在给谁辱没了自己的名分了？给你吗？”
我两眼望着窗外，脸颊因羞愧而变得通红。
“你们这些爷儿们哪，”她用一种比较缓和、轻松的语气说道。
“其实，我是在关注一位受人尊敬的妇女的事情，妈妈。是谁诬陷你偷东西了？还说要解雇你，叫你一周之后离职，好让她有时间去物色其他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哎，是她自己给弄丢的！”母亲一边说，一边准确无误地更换着车道。“她知道的，不可能再找到比我更优秀的人了！”
“就是！即便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她都甭想再找到了！休想！”
“谢谢！”
“五百澳元的耳环，妈妈！她居然不去报警？”
“据悉是这样。”
“就是在那个邮政区吗？我敢肯定，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耳环我没有偷，这个她一定明白。”
“她这分明是另有所图，想占你的便宜呗！等着瞧吧，会有一张写给你的纸条；接下来，她会让这件事自然发展，无声无息；再后来，就是当你对她充满歉意直至感恩涕零的时候，她就会来找你，和你杀价，让你心甘情愿地以每小时五澳元的工钱，回去继续为她服务。”
“法律讲的是真凭实据，”她说道。“可别自找麻烦啊！——其实，是她犯了个愚蠢的错误，有可能，耳环她现在已经找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