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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战争”：异域文化中的中国经典翻译
作者：徐颖果
三、中国文化在异域的传播
赵健秀“生活是战争”的来由，以及他对此信条的发挥，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域传播与发展的状况。离散族群在他们能够接触和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取舍。取舍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翻译的过程。他们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曾蕴含的内容，加入了异域文化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在异域文化的语境中必备的文化要素。此时的中国文化主要起到象征的作用，象征着他们的这些思想来自中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不必了解这些文化文本，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仍然可以拿它说事。假如“生活是战争”不是出自英文翻译，另一种可能就是赵健秀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记忆加入到《孙子兵法》中去的。赵健秀有可能和别的一些华裔作家一样，把记忆、想象和史实全都混在一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作。不少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表述都充满了记忆和想象。以赵健秀对中国文革的描述为例，赵健秀的文本显示了他曾受到中国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虽然他并没有亲身经历或间接阅读相关文本。这在《甘加丁之路》中有不少描述。“尽管他们(华裔)没有读过毛主席的《红宝书》，却对《红宝书》深信不疑。” “红卫兵是我的兄弟姐妹，伙计!” 我对他们说，“我喜欢革命现代京剧。哇! 它们正中我的心坎。”(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242.) “……我现在是第三世界革命唐人街先锋队——唐人街黑虎队——的‘权力归于人民’之教育部长。”(注：同上，p.249。)
在海外的赵健秀未必了解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内幕，但是赵健秀掌握了当时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口号：造反。这正是当时赵健秀所需要的，也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华裔所需要的。因此他们会说：“红卫兵是我的兄弟姐妹，伙计!”，他们会说：“我喜欢革命现代京剧。哇! 它们正中我的心坎。” 尽管他们并没有真正看过样板戏；他们没有读过毛主席的《红宝书》，却仍然 “对《红宝书》深信不疑”。赵健秀的传记作者约翰·查尔考·吉休特(John Charcles Gishert) 曾经评价《甘加丁之路》道：“赵健秀至今最长的而且最为复杂的小说《甘加丁之路》，是对现当代美国亚裔的经历进行全面评价和批评的一部小说。”(注：John Charcles Gishert.Frank Chin， Boise：Boise State University，2002，p.20.)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美国华裔文化的建立被提到议事日程的时代，(注：徐颖果，《美国华裔文化——美国语境里的中国文化》，《南开学报》，2005年第4期，第37页。) 是美国华裔历史上的重要时刻。《甘加丁之路》作为赵健秀反映现当代华裔经历的重要小说之一，势必要反映当时华裔受到的各种影响。赵健秀的造反精神可以说是受到过当时中国红卫兵“造反”口号影响的。
综上所述，华裔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国文化具有三个特点。首先，作为美国华裔了解中国文化重要渠道的中国经典在被异域文化中的人翻译的过程中经历了文化翻译，被加入了异域文化。福勒认为，文化身份不应是唯我论的由文化根源决定的，而是彼此间有密切关联的，翻译则是从语言层面说明这种情况。(注：Colleen Glenney Boggs.Margaret Fuller’s American Translation.American Literature，Vol.76，No.1，March 2004.pp.32—33.) 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主要是第二代、第三代等等，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阅读中国经典的英文翻译本。而他们阅读的翻译文本多为美国人所翻译。由于翻译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汉语的掌握直接影响到译本的内容，所以从异国文化的视角阐释中国文化时给译本中加入异国文化的因素是难以避免的。英文翻译的中国经典经历了一个被再创作的过程，其中包括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再创造。当赵健秀说“……妈妈说关公就像中国的约翰·韦恩。妈妈的大姐芙蓉阿姨说他看上去更像中国的克拉克·盖博。”时，他们绝不是在说从外表上关公长得像约翰·韦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所说的意思是，关公之对于中国文化，恰如韦恩之对于美国文化。约翰·韦恩代表的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中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内涵的英雄主义形象。因此，在赵健秀作品中，关公变成具有中国男性外形的美国西部硬汉约翰·韦恩。赵健秀在这里崇尚的是美国的文化英雄。语言的翻译带来的文化翻译致使华裔认知的中国文化不同于我们生长在中国的人认识的中国文化。文化之可再创造性并不是个秘密，已有学者指出：“文化不再是人为操控的产物，而是具有创造性、批判性和抵制性的。”(注：Peter Krapp.Déjà Vu：Aberration of Cultural Mem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p.219.)
其二，华裔文化是受到两种文化影响的文化，它根据华裔的需要从两种文化中吸取文化成分或文化符号。由于华裔生活在异域，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没有直接的第一手经验，所以往往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现实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各取所需，用他山之石攻玉。因此，木兰就变成现当代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引领西方妇女的解放运动；关公就变成了华人英雄，率华人移民在美国西部开山修路。他们可以喜欢自己并没有读过的书、看过的戏，而认为说到他们的心坎上；也可以认同任何他们喜欢的人为“兄弟姐妹”，而喜欢他们所做的一切。华裔用中国文化中的事件来言说美国语境中的事情，这是非常普遍的。这被许多中国读者和学生认为是华裔在与中国文化认同。这里被忽视的是，他们用中国文化中的事言说的是华裔作为美国人的麻烦和问题。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并且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旧的移民推拉(pull and push)模式不足以完全了解迁移定居者的经历，理解他们的心态——用后现代术语来说即他们的主体意识，这些移民者在不脱离与故乡和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出于自身需要和愿望形成了新的关系。美洲大陆诸国对早期华人男性移民贴上的隐性标签——“过客”，正是一种双民族或跨民族思维和运行的模式，两者都承认但同时又超越了移民的“旧家”和“新家”。 (注：Evelyn Hudehart.Concluding Commentary on Migration，Diaspora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Asian American History.p.310.) 正如“跨”在跨民族中所表明的那样，“跨”说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距离。从离散到跨民族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正如从移民到离散一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了移民、离散和跨民族概念有时为何可以互换。它们互不相同，但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这个进程还包含了更大的解释空间。(注：Evelyn Hudehart.Concluding Commentary on Migration，Diaspora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Asian American History.p.311.)
第三，由于第一手经验的缺失，华裔在表述中国文化时加入了大量的想象和记忆。他们间接获得的中国文化的记忆在被表述时经历了再创作，这成为中国文化在域外本土化时的一个特点。华裔对中国文化的本土化经历了被托尼·莫里森称之为“再记忆” 的过程。在汤亭亭的《女勇士》到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小说的讨论中，托尼·莫里森发表了看法，她认为《女勇士》不是自传，而是有意识的“再记忆”，“是在通过口头传说和文本形式去倾听并诉说我们所知道的各种过去”。(注：Helena Grice.Negotiating Identities—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New York：Manchester UP，2002，p.94.) 美国华裔作家表述的中国文化，都表现出明显的再记忆的特点，而成为华裔对中国文化经过想象、记忆、再记忆而生成的文学产品。赵健秀的“生活是战争”，典型地说明华裔在海外所认知的中国文化既有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所带来的异域文化的影响，也有华裔现实生活对中国文化的需求，更有华裔间接接触中国文化而形成的广泛地利用记忆、想象和再记忆的事实。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海外的中国文化传播和被本土化的主要方式。
赵健秀的“生活是战争”之信条的来历和作用，说明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途径及其发展变化。赵健秀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美国华裔和美国日裔说：“我们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是新的——似乎是说，我们来到此地，有新的历史，新的经历，新的感受。”(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456.) 美国华裔文化的构建，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内容。但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这是不应该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当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生态时，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为天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之重点项目。)
(徐颖果：天津理工大学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所 邮编：30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