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美学对文学翻译的主宰作用
作者：郑晓园
关键词：审美意识 行文之美 逻辑之美
翻译到底是什么——艺术?科学?技艺?与之有关的论争与论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已久，但无论持哪一学派的译论主张，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究竟不应也不可能离其宗——它“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也是技艺。优秀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对语言的美学方面有敏感性，同时要掌握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表达技艺”(注：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4页。)。简言之，文学翻译应该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高超的语言技艺、敏锐的审美知觉力最终达到艺术美的境界。而笔者近期在翻译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注：郑晓园、魏文峰(译)《道连·格雷的画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过程中，尤其体会到翻译工作者的美学敏感度以及不同的审美角度对译文产生的重要影响。以下就《道连·格雷的画像》不同的译文片段作一分析，以阐述审美意识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起主宰作用。
一、行文之美
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已有多个译本，所有译者，无一例外地被小说的语言所折服，因为“王尔德的语言是其最精彩的成就，认可和拒斥都是流畅的”(艾尔曼：序言)(注：理查·艾尔曼《王尔德全集》，第4卷序言，赵武平主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孙法理先生在其《道林·格雷的画像》译序中指出“《道连·格雷的画像》是极少的唯美主义小说之一。它具有很强烈的唯美倾向，不但文辞绚丽，意象新颖，有许多带有王尔德特色的俏皮话、幽默话、似非而是之论，矛盾诡辩之辞，妙语连珠，精彩纷呈……”(注：孙法理(译)《道连·格雷的画像》，青岛出版社，2000年，第3页。)黄源深先生在他的译作前言中认为，王尔德的作品最吸引人之处是“机智的对话，凌厉的语言，发人深思的议论……他使用的语言常常一针见血，直抵痛处；而他的议论又总是似非而是，似是而非，迫使你去细细品味、辨别和思考。正是这些，给了读者和观众别处所领略不到的愉悦，一种美的享受”(注：黄源深(译)《道连·格雷的画像》，上海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而荣如德先生对王尔德语言特色的感觉与孙、黄有所不同，在其所译《道连·格雷的画像》的“代前言——折翅的悖论大师”中，他说，“王尔德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唯美主义艺术观，也不是像燃放焰火那样从他笔下喷发出来的妙语悖论，而是他明白晓畅的文笔”(注：荣如德(译)《道连·格雷的画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2页。)。“明白晓畅”，是王尔德的语言风格，也是荣先生译本的语言风格，正如吴学平在“国内王尔德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到已有的几个《道连·格雷的画像》译本时所说，“荣译本属上乘之作，读之既能品尝到王尔德优美的语言，又能感受到他简洁的文风，读后有一种领略到原作神韵的痛快淋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王尔德爱用而又难译、曾被余光中先生叹为‘悠然心会，难与他人说’的悖论(paradox)，荣先生也译得美妙精致。”(注：吴学平“国内王尔德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53页。)
然而，仔细阅读《道连·格雷的画像》，我们可以看到，王尔德“明白晓畅的文笔”，止步于第十一章。这一章，作家任其思想自由驰骋如天马行空，酣畅淋漓地将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弊端的鞭挞及对新的享乐主义的呼唤一气呵成。这一章，游离于故事之外，失去了前后情节的联系。这一章，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或杂文。它有散文式的抒情，还有杂文式的犀利。它文风骤转，文句复杂，段与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思想所至笔之所及。既然作者跳出小说故事的局限，借小说人物抒发思想，而且文笔骤然繁复，类似颇具哲理的散文，则译者也应以等同的风格，通过行文中的散文元素转达原文的意境美。且既然没有了故事情节作依据，就更要通过微妙隐晦的文字线索力寻本来就微妙的思想主线，一如茅盾先生所说，“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注：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6页。)下面试以本人对小说第十一章中某些片段的处理与荣先生的作一比较分析：
例一：
Yes：there was to be，as Lord Henry had prophesied，a new Hedonism that was to recreate life and to save it from that harsh uncomely puritanism that is having，in our own day，its curious revival.It was to have its service of the intellect，certainly，yet it was never to accept any theory or system that would involve the sacrifice of any mode of passionate experience.Its aim，indeed，was to be experience itself，and not the fruits of experience，sweet or bitter as they might be.Of the asceticism that deadens the senses，as of the vulgar profligacy that dulls them，it was to know nothing.But it was to teach man to concentrate himself upon the moments of a life that is itself but，a moment.
荣译文：
是啊，诚如亨利勋爵所预言，要有一种新享乐主义来再造生活，使它挣脱不知怎的如今又出现的那种苛刻的、不合时宜的清教主义。当然，新享乐主义也有借助于理性的地方，但绝不接受可能包含牺牲强烈感情的体验的任何理论或体系。因为新享乐主义的目的就是体验本身，而不是体验结出的果实，不管它是甜是苦。扼杀感觉的禁欲主义固然与之无缘，使感觉麻木的低下的纵欲同样与之格格不入。新享乐主义的使命是教人们把精力集中于生活的若干片刻，而生活本身也无非一瞬间而已。
荣先生的译文，自始至终遵循王尔德“明白晓畅”的文风，读来甚感明白晓畅，有一种理性的美。然而，对于文风骤转的第十一章中某些片段的风格，是保持“明白晓畅”，还是随着作者笔调的变化而变化，尽力表达其文学美感，是笔者在翻译中的着力思考点。诚然，“写作和翻译一开头就得确定语气和基调，在语言和形式上约定力度与节奏。”(注：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但是，如果原作本身的基调突变——从“明白晓畅”的讲故事突然转成犀利的议论，译文一味“晓畅”到底似不能传原作之神韵。如译文中的“要有一种……不知怎的如今又出现……”，如“新享乐主义的目的就是……而不是……”，又如“新享乐主义的使命是教人把……而生活本身也无非……而已”，读来似乎有点“说明文”的感觉，少了点散文的美味。因而，笔者在翻译时试图通过刻意重复代词“它”和将逗号改成分号来达到句式的对称，从而凸显句意的对照。或运用多样化的标点(破折号、引号等)来加重语气，起到强调的效果。遣词造句也力求更文学化一点，在散文特有的韵味中传达作者犀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