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风景画里的战争
作者：乔纳森．雷班
其中包括我们的希望和幻想，我们的遗憾和欲望，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本文作者通过向我们展示一幅幅图画，带领我们穿越时间，穿越意识形态。
如果你对风景这个含义不甚明确的词语给予充分重视的话，你会发现，在美国太平洋西北沿岸，风景是一个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从十八世纪到现在，这个地区的风景画用图画的形式，记录了一场持久的战争，而这场战争近几年来比过去两百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所谓风景，是土地的造型。在风景中，土地服从于一个景象或一种用途。一个画框或一副克劳德（Claude）①玻璃镜在英国大受欢迎，如果有人寻访一家乡间的豪宅而没带上一副克劳德玻璃镜，那就不能说他的寻访是圆满的。克劳德玻璃镜是一副镀金的镜框，带一个装饰性的把手，有时夹着一块彩色的镜子，有时夹着一块透明玻璃。沿着道路选定一个视角，用克劳德玻璃镜观察豪宅的最佳透视点，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风景画，从中可看到羊和鹿在风景中徜徉，就能将土地转化成风景；同样，一条运输木材的道路或带铁丝网的栅栏也能转化成风景。铁路界的要人和专画荒野的画家在土地的设计上有诸多共同点：詹姆士·J·希尔（James J.Hill）②与阿尔伯特·比尔施达特(Albert Bierstadt)③的骨子里本来就是兄弟俩。
试想一下这个有趣的故事。有这么两幅太平洋西北沿岸的图景。1999年，华盛顿州共和党参议员斯雷德·哥顿（Slade Gorton），在一项有关美国向科索沃调兵的议案中，增加了一条聪明的补充意见。哥顿对议案的提议涉及奥卡诺刚县(也正是他动身前往的那个县)的氰化过滤金矿。十八个月后，在哥顿与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玛利亚·康特威尔(Maria Cantwell)的竞选中，那条有关金矿的补充意见被人重新提起，纠缠着他不得脱身。(这件事可能正是他竞选失败的原因，因为康特威尔仅以多出一票险胜。)
在哥顿和康特威尔（Cantwell）的竞选中，风景变成了争论的中心议题，因为竞选的候选人对奥卡诺刚县的矿藏、砍伐国家森林，以及破坏斯内克河大坝等问题争论不休。从双方通过电视广播所作广告的论战焦点看，出现了两幅图景，每一幅图景的表现手法与任何一个常去西北部画廊观画的人们常见的油画风格颇为近似。哥顿的图景是奥古斯都式的温和的景象，农场和花园灌溉充足，各种植物井然有序，自然界按照人类的需要和规定被调理得恰如其分。康特威尔的图景是比尔施达特式的或托马斯·柯尔(Thomas Cole)④式的，浪漫派的荒野，水中的大麻哈鱼自由翱翔，森林里人迹罕至，尽是百年老树，在交叉繁茂的枝叶之间，带斑纹的猫头鹰互相鸣叫，全然是一派原始的孤傲和雄伟。
喀斯喀特山脉（Cascade Mountain）以东的乡村选民对哥顿的图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赞许，因为人们在他的图景中看到了发财和就业的机会。在山脉以西，从西雅图开始沿着城镇的走廊向南北方向延伸，康特威尔的图景在长途旅行者、鸟类专家、用苍蝇为饵的垂钓者，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群体的选民中获得普遍拥护，这证实了一条有趣的悖论，即人们原本是为接近大自然而前往西雅图的，但结果却只能挤在一处，西雅图正是第一座这样的大城市。
在美国，你也许到处都能听到这场论争的回响，但在太平洋西北沿岸，这种争论显得特别激烈而执着，因为在这里，荒野本身留下的印象在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很难抹去。在这个阴湿、沮丧而荒凉的气候中，到处潜生着的沙龙白珠树和美莓果，以及幼小的花旗松翠绿的利剑般的枝丛，决意要把每个家庭的后院都变成温带雨林，恢复它不久前的样子。西北地区的城镇总有一种供人们临时居住的感觉，似乎大森林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将它们活活吞食一般。由于白人在这个地区定居比其它地方晚一些，而当地印地安人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上万年，他们的历史仍旧昭然可见，所以当地的美洲人对于风景和土地使用的概念，在这里仍然是活生生的政治问题。
在2000年的参议员竞选中，竞争焦点是回归到十八世纪社会，因为在画布上的美国太平洋西北沿岸的风景，在荒野的主题上层层出新，使人联想到白人的定居、土著的权利，以及工业与自然的对抗主张。那些画都没有日期，但它们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约翰·韦伯（John Webber）⑤是在太平洋西北沿岸提笔作画的第一个白人艺术家。1778年春天，詹姆士·库克（James Cook）船长⑥的“决心”号从新西兰出发，在太平洋上向北航行，中途停靠汤加、塔希提和夏威夷，经过漫长的旅程，终于抵达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努卡海峡。途经印度洋时，韦伯作为正式的探险艺术家，画了一系列以异族的热带风光为主的水彩画，在这些画中，每一片芭蕉树叶都具有勃勃的生机。
库克的船于2月2日离开夏威夷的棕榈树、面包树和木槿，于3月29日驰入通往努卡海峡的巨大通道，它与英吉利海峡口处在同一纬度。在英国人的眼里，美国太平洋西北沿岸具有一种熟稔而亲切的色调。植物像苏格兰的，气候像爱尔兰的。航行者们经过夏威夷之后再看努卡海峡的景色，一定会觉得像到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某个角落，只是潮湿一点，风多一点，因此他们把它戏称为“新阿尔比恩”⑦，以表示它和自己家乡的相似。
韦伯先后在瑞士和巴黎经过绘画训练，似乎对于似曾相识的错觉颇有经验。他在努卡海峡的速写与在塔希提和夏威夷的水彩相比有很强的反差，那些作品把当地如画般的风景(而那里也确实是风景如画)，包括岩石、流水、松树、山峦，用极为简练的笔调记录下来，共同构成了一幅具有惊人效果的通俗风景画。看着他的画，我们会感觉像站在日内瓦的莱芒湖或温特米尔湖畔一样。
和库克一样，在韦伯死后出版的《太平洋之旅》(1784)中，韦伯似乎只是发现了这片土地的表面意义，他对于印地安人表面上的特征非常着迷，那些用雪松制成的像鹅颈一样的独木舟，那些别致的木屋，那些晾晒大麻哈鱼的木架子。他曾在巴黎专门绘制“农民风景画”，这对他研究印地安人的生活是一个有益的准备阶段。他的人物虽然在纸上很小，却十分精细，人物富有个性。通过放大镜，你可以看见人物带着用雪松树皮编织成的锥形帽子，用海獭皮制成的斗篷。韦伯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可以肯定他接触过卢梭的思想，他的太平洋西北沿岸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的居所，而在他的笔触中带有一个业余的人类学家所特有的、既挑剔又狂热的气质。
在1791年和1792年，也就是“决心”号匆匆地游访西北沿岸(库克从努卡海峡出来，又驶向阿拉斯加海湾，在右舷发现陆地，但没有停留)的十多年后，西班牙和英国探险家对这个地区又进行了寻访，证明温哥华岛是与大陆隔绝的，并绘制了皮吉特海峡的地图。西班牙人把专业画家(例如托马斯·德·苏里亚（Tomas de Suria）、何塞·卡尔德罗（Jose Cardero）、阿塔那西奥·艾舍凡利亚（Atanasio Echeverria）)送到此地，而英国人则在乔治·温哥华(Captain George Vancouver)⑧船长的领导下，为一批颇具才华的年轻见习船员，包括约翰·赛克斯（John Sykes）、哈利·亨弗利（Harry Humphrys）和托马斯·赫廷顿（Thomas Heddington），安排了一次艺术创作的尝试。从带回伦敦和马德里的大量速写中，你可以了解到一点西北沿岸的情况，但了解更多的还是十八世纪最末十年在这批年轻而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当中所流行的一些趣味和品味。
面对原始人的那些奇特的风俗、化妆、建筑，你能感受到那些画家的兴奋和喜悦，他们亲眼所见的这些风景，以前只有在萨尔瓦多·罗莎 (Salvator Rosa)⑨的画中见过。在罗莎的画中，有陡峭的悬崖、繁茂的丛林、枯萎的树木和耀眼的天空。罗莎是西西里伟大的巴罗克风格画家，在英国的乔治王时代，人们经常模仿他的作品，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⑩曾认为他的作品是“真实而恐怖的图景”。所以，当时那些年轻人确实高兴了一段时间，在他们的日志和速写本中，到处可以见到岩石壁立、瀑布湍流、白雪覆盖着峰峦，因为那片土地沿着“内陆走廊”陡然高耸，正出现在他们的周围。
“恐怖”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一种时尚，“可怕”一词在当时还使用它的原义⑾，旋风式的砂质泥灰岩，黑黢黢的森林，海上的暴风雨等形象，都会使人们在感同身受的惧怕中，触发一种美滋滋的感觉。正巧，白人发现太平洋西北沿岸的时候，也正是浪漫派“壮美”的观念盛行之时。这个地方森严孤凛的地理环境与浪漫派对风景所应有的主导概念正相吻合。这种观念很容易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德国的森林，以及英国的湖区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观念。
在那次航行中，只有一个人持有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乔治·温哥华，他的手下管他叫温船长，但从未和他谋面。他年仅三十四，却远远落后于时代。他是个乡下人，来自诺福克郡的金林县，父亲在海关当差；他的教育大多来自海上的生活，他曾是库克船长的见习船员；而且他对所谓的“壮观”并不感兴趣。他死后出版的《航行》(1798)一书坦率而诚实地记录了一个远离时代、远离知识人群的年轻老夫子所看见的太平洋西北沿岸。
温船长初次见到皮吉特海峡和它的周围地域时，一下子对它情有独钟。他走在缓坡的丘陵之上，林中的空地之间，想象自己正走在新生的英格兰刚除去青草的草地上，景致富于艺术，田野连绵不断，远处还点缀着数家农舍。回想在西魁姆（Sequim）⑿的海岸(现在到处矗立着养老院的楼房)，他不禁写道：
海上一平如镜，山间万物清明，天地浩渺，一览无馀。风景如画，而不藉人工雕饰，世间之绝域山林，舍此而外，似未曾有。
但是不久，他对这片新发现土地的欣喜感就变成厌倦了，探险队继续向北、向西，驰向内陆通道中狭长而四边围山的海峡。当他的手下以及随行的探险自然学家阿切博尔德·孟席斯（Archibald Menzies）⒀正为他们周围突如其来的壮观感到振奋时，温哥华面对眼前的景象退缩了。白雪覆盖的峰峦变得“贫瘠”了，壁立的岩石和笔直的树林变得“荒芜”、“单调”、“阴森”、“可怖”、“难受”了。大家都很喜欢瀑布，但他却抱怨它一直轰隆作响，使他听不到鸟鸣声了。
如果温哥华的这番话说在十八世纪初还可以，但在世纪末就不合时宜了。世纪初的人们普遍认为，山林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粗糙的累赘，对于人脑、人眼都是无序、无用的，而且讨人嫌；神学家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⒁在1681年就曾把阿尔卑斯山描写成“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石头”。然而，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地区的雄伟所作的溢美之词，明显不如温哥华对他认为在精神上具有腐蚀作用的、阴森的风景做出的反应那么具有真情实感。温哥华把那种风景的中心地带称为“荒凉的海峡”。西北沿岸的人民应该把温船长奉为他们的圣人，因为他们在低矮、阴冷、雾气笼罩着的天宇下，面对着单调、幽暗的花旗松林，也一直感到自己封闭在群山之中，或处于压抑的状态。
美国太平洋西北沿岸在地理位置上的偏远，也增加了这个地区的浪漫成份。即使在敢于冒险的旅行家已经涉足俄勒冈地区之后，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相对属于比较偏远的地区。那条从波特兰到西雅图难走得出名的海路是一个严重的阻障，直到詹姆士·J·希尔的北太平洋铁路于1883年修到终点塔科马(Tacoma)之后，一般的旅客才比较容易到达皮吉特海峡。同时，这个地区也不断在增加它的神秘感：从没去过那里的人们，也会把那个地方说成是人间最后一片净土，浪漫、原始、远离喧嚣、民风淳朴。
在1846和1847年间，爱尔兰籍加拿大画家保罗·凯恩（Paul Kane）③迷上了印地安人，他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冒险的旅程，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但是凯恩的那些高贵的红种人竟平庸得令人失望，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原始森林和像溪水般流淌着岩浆的火山堆，他们看上去好像刚从詹姆士·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皮绑腿的故事》中走出来一样。凯恩的画之所以受人欢迎，多半是因为画家个人的勇气，一个白人，居然孤身一人率先进入西部，与自然状态中的原始人和谐相处。他的速写和在画室中创作的油画记录了这个画家作为一个浪漫的探险英雄的行迹。凯恩真正的主题是他的旅程；他描绘太平洋西北沿岸所用的背景，足以供他创作一系列图画，而面对这些图画，人们从直觉上关注更多的是画家本人，而不是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