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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虽败犹荣的勋章
作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1944年，正当《最辉煌的时刻》红极一时的时候，劳伦斯·奥立佛（Laurence Olivier）执导了爱国电影《亨利五世》，并担任主演。这部影片当初（甚至现在）都在为服从高层命令做着下意识的宣传。莎士比亚，圣·乔治和万能的主，都被糅合在一起，共同用来反对咄咄逼人的大陆势力。一些对同时代高卢人感受性的敬意，导致了对撒利族法律和法国王位之间原有争论的轻视，阿金库尔战役那幕戏里牵涉到残酷屠杀亨利王子所有臣民和俘虏那一部分，被仔细地剪接过了。事实上，如今谁会在乎亨利那机会主义式的宣言的真实动机呢？谁会在乎交战双方堆积如山的尸体呢？谁会在乎他的大陆计划最终化为泡影呢？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英国和对方的兵力是一比五（“我们是少数，快乐的少数”）；亨利两次拒绝投降时使用的那些华丽辞藻；那种光荣而诱人的想法“牺牲和受伤会让人羡慕”；“如今正卧床不起的，英国绅士们/准觉得自己没上前线遭到别人的唾骂”；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他所处的时代，丘吉尔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方都是既“温和”又“强硬”。他那不稳定、反复无常的性格，使他免于承担大部分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虽说他的名望和谈吐对保守派而言都相当有用，却受到了立场坚定的英国右翼历史学家的不断攻击。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大英帝国丧失了霸主地位感到极大的不满，所以，这必须算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性讽刺。然而，由于丘吉尔一生都在扮演使美国频频卷入欧洲战事的角色，一些美国人的圈子始终对丘吉尔持怀疑态度。在所有这一切之下，是一个更具功利性的批评，那就是单纯质疑二战是否能够或者应当（因其代价惨重）避免。
前面我用过“亵渎”这个字眼，并知道还会用上它。有关这场仗是否值得打的争议，显然是我们文化中最固定、最明白无误的重要问题。涉及到德累斯顿的消失，长崎的焚毁，以及明智的无条件投降，偶尔也可能会有退缩的想法。但纽伦堡大审判提供的证据，具有将一切疑虑一扫而光的反思性效果。甚至一些反对丘吉尔的保守党分子（或别的什么分子，也包括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随时可以提出的争议，比如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冷酷无情的勾结啦，也因为苏维埃政府的最终解体，而显得不合时宜。最后，对大英帝国的留恋，无论是在本土或是在它以前的殖民地，都不如因为丧失了主权而引发的怨恨和遗憾来得强烈。
丘吉尔和他的右派批评家，从约翰·查姆雷（John Charmley）到戴维·欧文(David Irving)，有着相同之处。他们团结在二个主张周围，共产主义要反对，英帝国主义要崛起。在其政治生涯的前一、二十年中，丘吉尔很乐意被当作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或一个狂热分子，或二者皆可。1918年，他策划组织过一次野蛮的、中途夭折的入侵，意图推翻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随后至少发表过一篇谴责犹太人帮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以后过了好些年，他还曾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与其是说作为一个反对闪族者，不如说是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者），赞同墨索里尼、佛朗哥，甚至希特勒的观点。他对待印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他用种族主义者的语言来反对向印度的独立运动做最小的让步，是引起普遍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三十年代阻碍了他的发展，并在那十年中被保守党内阁排斥在外。因而，我们碰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自问，他怎么会去信奉这样一个既超越又排斥了最基本义务的事业呢？
《圣徒传》作者和受雇撰写谩骂文章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默契。威廉·曼彻斯特和戴维·欧文非常强调三十年代中期丘吉尔失势时的情形。所谓的国民政府的那些代表多数人意见的政纲对他既丧失了吸引力，也失却了必要性。他一般被恰当地看作是一个早期政策的制订者，这些引起灾难的政策对联合和妥协都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倾向于哗众取宠和军国主义决策的人，他进一步地失去了别人的信任。在丘吉尔六十出头的时候，他也处在了破产的边缘。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丘吉尔（如此狂妄自大，如此苍老，如此不敬神……）比亨利王子更像福斯塔夫③。结论很直截了当，那就是最后的雄狮需要得到最后的权威性欢呼，让他充分施展出才华和精力。欧文的作品对这种结论予以鼓励，曼彻斯特的作品也不例外。
面对着敌方使者的警告：如果将败兵残将和可怜的力量投入战斗，他就将面临毁灭，亨利五世好斗地反唇相讥，却没有过多地虚张声势：“我们不会刻意追求战斗，我们也不会去逃避它。”这很像三十年代后期丘吉尔在那场反对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运动中所下的赌博。他谴责他们在还没做好充分军事准备的时候，就敦促他们冒险投入战斗。最终的胜利消弭了双方的分歧，就像那场阿金库尔战役一样。但是，这种政治性的铺垫早在1934年就被丘吉尔机智地领会了。专门撰写反动新闻的罗瑟米尔男爵（baron Rothermere），是个狂热的亲纳粹分子和前帝国的追随者，他说，“他要求我们武装得十分强大，与此同时又胆怯地趋炎附势。”他同样尖锐地补充道，左派却要求英国“放弃武装，竭尽骂人之能事”。这个新时代的中心矛盾从来没有得到过更好的诠释。我们习惯于忘记许多反对丘吉尔的保守党人总是忙于重整军备的事实，却把丘吉尔不断为重整军备擂鼓呐喊看作粗俗不堪、杞人忧天（有时的确是这样）。
历史学家戴维·达顿（David Dutton）致力于恢复张伯伦的名誉，主张把丘吉尔最终写成一个可亲的普通人。这样一来他却淡化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当时的保守党政权都属于亲纳粹的一派。
作为三十年代独裁者们的坚毅的、不动摇的对手的这一形象，是丘吉尔向内维尔·张伯伦发起攻击的基础，但在更仔细的审视之下，这一形象开始瓦解。他对专制政权的侵略行径的抨击不同于对希特勒德国的斥责，动静不大。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里时，丘吉尔宣称，多数人都不愿为了保卫当时的中国政府而同意出兵打仗或“给予任何特别的援助”。同样，他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中留下的确凿无疑的失败纪录，使他明显地处在张伯伦和国民政府之外的一个不同的阵营中。丘吉尔也没有急于去公开谴责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议。直到1937年，他似乎还愿意尽可能给希特勒一些好处。他认为历史上充斥着这类例子，有的人通过“邪恶甚至可怕的手段”掌了权，后来却成了伟大人物，这种例子使“人类的传奇故事”得到丰富，他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希特勒也许就是这种人”……1938年以前，他对政府的政策做出最意味深长的率直批评，指出政府没能执行鲍德温提出的要和德国保持空中均势的政策。不管怎么样，政府已承认了这方面的失误，并开始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
以一般常识而论，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林肯在废除奴隶制一事上表现过的犹豫和回避，还有他为了避免战争所做的长期而曲折的努力，他主张联盟的存在高于其他的原则问题。但当渲染过度的“奴隶的权力”引起了冲突，林肯已无退路可走。所有的废奴主义团体，尽管他们很狂热，他也只能与他们为伍了；无论多无情、多暴力的极端手段，他也只能采用。他那振奋人心、维护统一的措辞的天赋（确切地说是本能）使他凌驾于那些鼓吹肮脏战争的措辞之上。丘吉尔（在他的著作中其实已背叛了对联邦的同情）让我想起那种政客——能不假思索地使用“命运”和“万能的主”这类字眼。一个黑格尔学派的人物，能全身心地投入他认为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在他的众多矛盾中，他容忍了大多数。
“绥靖”这个字眼，模糊了这种意识的某些层面。这是保守党为了掩盖同法西斯主义的合作,亲自挑选的一种意义模糊的术语，他们公然希望希特勒的野心可以被引到东方去反对斯大林。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英国皇家空军在高加索帮助了德国国防军——稍有不同的一个命令就能引发许多事件——我那粗暴保守的皇家海军父亲，发现自己艰难地执行着丘吉尔的“通过苏联的摩尔曼斯克（Murmanska）向斯大林开火”的命令。在被他们忽视的《我们的时代：张伯伦和希特勒的勾结》一书中，克莱门特·莱博维茨（Clement Leibovitz）和阿尔文·芬克尔（Alvin Finkel）举出大量文件为例，指出甚至在1939年9月宣战以后，在英国的上层人士中间对纳粹党的同情仍占压倒多数。说英国的右翼党派犹豫不定、采取不抵抗主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开始就这么想很荒唐；其实是因为他们以为通过和柏林建立战略联盟就能拯救大英帝国。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明：英国的殖民地官员和海军官员对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历来就非常珍视，这种优势可以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加勒比海岸。墨索里尼从海上向这种霸权进行了挑战，这种挑战由于佛朗哥进军西班牙而被大大加强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访问共和国港口的英国船只其实是被意大利飞机和潜水艇击沉的，然而保守党议员对佛朗哥的欢呼始终不绝于耳。很显然，这些人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未来的同盟，而不是未来的敌人。
所以，达顿教授对丘吉尔毫不客气。他只是部分承认对上面提到过的来自德国的威胁做过小小的让步，这种威胁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都不同于来自意大利或西班牙甚或——丘吉尔预知的最大失败——日本所造成的威胁。他不相信丘吉尔会摒弃以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还会放弃对绥靖政策的主张，更不相信他自我表白时说的那些声言厉色、令人难忘的话语。实际上，为了重新建立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为了不给共和制的西班牙任何同情，才促使他放弃了对佛朗哥的长期支持。他一旦转变就再不回头。驻巴黎的英国大使没有刻意反对丘吉尔在非官方的停留巴黎时时邀请里昂·布鲁姆（Leon Blum）（左翼人民阵线的领袖，也是丘吉尔在查特维尔的乡间别墅的座上客）共进晚餐。但当丘吉尔请他介绍一些法共人士做客时，他坚决地抵制了。在给一个同事的信中，丘吉尔曾把“焦点”组织（三十年代后期的一个由政客、报人和社团组成的松散组织，非正式地协调反绥靖政策的信息和活动）形容成一个寻求支持，尤其寻求“左翼支持”的联合体。
要夸大这和他以前表现之间的差异非常困难，所以，编年史者竭力强调丘吉尔无与伦比的个性魅力，而对他赤裸裸的野心成分却尽量忽略，甚至不予承认，这种现象确实相当奇怪。丘吉尔知道他只有一个机会成为焦点人物，为达到目的，他非常愿意修正或放弃他以前的一切忠诚。 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丘吉尔曾轻率地站到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太太一边，来反对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在这个过程中，他让自己成了十足的傻瓜，竟去破坏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反纳粹力量。（连洛德·詹金斯都礼貌地认为在关键时刻他一定又不可救药地烂醉如泥了。）但没过多久，他抛弃了所有关于做“一名国王子民”的浪漫的、野心勃勃的无稽之谈，开始反对荒唐的前任君主，就好像丘吉尔，是亨利王子和国王那失宠的小丑。重读这份档案，再看看为新的消息来源所设立的成倍的基金，我们觉得在回顾机会主义者中的一个跳马王子的生涯。
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一下戴维·欧文（David Irving）这个邪恶人物。如果马丁·吉尔伯特爵士的著作是消息的来源，引领着正统观念的货车继续前进，装载着创建忠诚主义大厦的砖块，那么，欧文设计的三部曲《丘吉尔的战争》就是埋在这消息来源四周的尚未爆炸的炸药。此书已经出版了二卷，追忆1943年开始的那段历史：库尔斯克战役和随后马上发生的入侵西西里。第一卷在1987年出版，得到了少许赞扬，欧文便减少印数，亲自参加书籍的发行工作，个中原因到今天才真相大白。他在公众面前是个范围狭窄的讲演者，他的实际职业身兼自由撰稿人、档案保管员和历史学家三重身份。欧文身上有一个污点，任何严谨的人都不会受到这一方面的怀疑：他同情纳粹事业。这个污点，是由于他以诽谤罪起诉燔祭专家德博拉·利普斯达特（Deborah Lipstadt）的诉讼案失败造成的。
阅读他的前二卷丘吉尔专论，明眼人立刻感觉到欧文乐于，或者说喜欢把他的名望写得可望而不可及。每当他提及纳粹的背叛者、反抗者或反希特勒的阴谋家，他管他们叫“叛徒”。他不断把丘吉尔描述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各种各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事业的先锋。他对杂种的美国有种不加掩饰的轻蔑，对罗斯福计划窃取大英帝国美好江山的阴谋更是嗤之以鼻。但在文本中，欧文常常把丘吉尔称为“温斯顿”。那些研究欧文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把油滑和进取心混在一起，在第一卷的当中部分，他描述了那种针锋相对的攻击场面，他指出，希特勒首先是受到了丘吉尔的诱使，于1940年9月轰炸了伦敦，他把论点概括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