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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虽败犹荣的勋章
作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燔祭”（Holocaust）的字面含义是被大火吞没，所以技术上允许使用这个字，但你们应该懂我的意思。欧文具有强烈的暗讽能力，最成功的一次应用就是，他反复提到丘吉尔利用他预见到德国会空袭，这显然是一次哗众取宠的表演。在某些夜晚，当他知道戈林的轰炸机在飞往考文垂（Covertry）的中途会经过伦敦上空，他总会很引人注目地站在空军部的楼顶上，或在唐宁街的花园里散步，用他的勇气、胆识和镇定来激励他的部下和助手。有些夜晚，当他从“伊尼格马”谍报组织（Enigma）得到秘密消息，伦敦会遭到空袭，他总是匆忙转移到某个富有朋友的乡间住所。这种细节的堆砌破坏了传奇性，读者的脑海中对他任期中许多更严重的缺点有了更新的看法。这种陈述印成文字已有十五年之久，我从未听伟人的捍卫者亲口说起过，更别提反驳了。
欧文对丘吉尔那么打心眼里瞧不起，就连以后的修正主义史学家都要把他封杀。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1991年出版的专著《1940年：神话和现实》，除了在书目提要中提过欧文，就没承认欧文的存在。约翰·查姆雷关于丘吉尔的处女作《丘吉尔荣耀不再》（1993年出版）和他1995年问世的第二部书《丘吉尔大联盟》，只在书或索引中简略提到戴维·欧文的名字。但能在这些书里找到明显的证据，说明查姆雷和詹金斯都认真地读过欧文的书，利用他充实自己的内容，表面上却又看不出是受了他的影响。
我认为没读过欧文作品的人谁都没资格参与对丘吉尔的讨论。要是去掉了判断力的遮掩，也去掉了厚如天鹅绒窗帘、在1945年后落下的那层面纱的约束，人们就能读到当时丘吉尔的同事和随从们到底上对他有什么看法。那些大使、私人秘书、将军、空军司令常常想的是，他是个政治煽动家，一个口没遮拦的人，一个不称职的人，一个酒徒。其中有些话是妒忌他的下属说的，有些是战前同情法西斯的军人说的。例如汉基爵士（Lord Hankey），一位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公务员，当时他的工作就是协调英国的秘密组织，曾在1941年5月写道：
丘吉尔具有伟大的领袖天赋，他能使他的特殊才能凌驾于人民、议会、他的内阁成员，甚至他自己之上。但他不是他自己认为的那种战争大师。直至今日，他从未完成任何军事计划。不管他们作过什么样的辩解，安特卫普，加里玻里和上次大战末期帮助白俄的长途探险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两次战争中，在军事上他可怕地判断错误，例如，1925年阻止建造新舰船……错误地低估了法国军事人才和法国的军事手段……正是他，迫使我们卷入挪威战争，失败；又卷入希腊战争，再次失败；接着又卷入克里特岛战争，也正在节节败退。
所有这一切和别的许多事，都是真的。正当克里特岛的灾难明朗化的时候，丘吉尔还不知道怎样阻止又一条灾难新闻的发生，在一架非正式的美国侦察机的帮助下，北海发现了纳粹旗舰比斯马克号（Bismarck）。它遭到一枚草率扔下的鱼雷的攻击，被打沉了。又打了胜仗。假如丘吉尔是个黑格尔式的人物，假如黑格尔将拿破仑形容成“马背上的历史”，那么，丘吉尔就是拿破仑有关统帅才能的座右铭“他很幸运”的最好榜样。挪威的惨败——由他一手造成的——却在议会中给他拉到信任票，最终导致了张伯伦的罢免。在法国的败仗，动摇了丘吉尔对马其诺防线以及马其诺智慧的迷信，促使他展开一场全国范围的“联合”运动，堵住了批评家的嘴巴，又使他的对手保持了中立。大英帝国突然担起的惊人国债和贫困，给了他回旋余地，让他成为与罗斯福谈判的唯一调停人。罗斯福有条件地同意为他提供资金和军火。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丘吉尔都赢得了虽败犹荣的奖章。
有时情况也不尽然，它们已从现有档案中销毁了。丘吉尔不但对日本的野心完全缺乏远见(或一般的警惕性)，而且在他当首相的早期岁月中，命令关闭缅甸公路。这是一条中国国民政府接收抵抗物资的供给线。这显然是屈从于裕仁天皇的要求，是一个可鄙的、由“绥靖政策”产生的行动。有趣的是，反对这种行动的不是别人，正是现在遭人唾弃的哈利法克斯爵士。可是不久以后，新加坡被日本包围了，丘吉尔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将军们没有将这种威胁提醒过他。他惊恐地谈到，是高举“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大旗的时候了，并直接发布命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不怕牺牲……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必须和部队共存亡。”他大声念出这段话，这道疯狂的指令，原也可以当作一份电报，发给去斯大林格勒打仗的将军。这道命令被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谨慎地取消了，他曾允许讨厌的帕西法尔将军（General Percival）有条件地投降。(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丘吉尔希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一场惨烈的人类牺牲去影响美国人。) 我必须承认，詹金斯爵士有个地方让我大吃一惊：他坦率承认，丘吉尔一直担心英国士兵不及敌方士兵优秀，战斗力也不如对方。普通士兵干不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承担不了伟大的牺牲，他的这种不安全感，自然至少影响了战时三巨头中的两个。
有一种相当学术性的理解，认为只有希特勒在犯下同时和苏联、美国交战的错误时，他才注定会失败。英国对这种失败的全部贡献，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越来越多国际档案馆的开放而淡化了。然而，1940年的那个神话依然有着生命力，即便那一时期英国档案馆早已对外开放，仍不能打破这个神话。一种认知上的分歧仍在发生作用。档案显示，在那年春夏内阁召开的秘密讨论会上，丘吉尔不止一次地赞同和希特勒进行有限度的磋商，而张伯伦至少有一次是投反对票的。政府中没人赞成投降，一个也没有，包括丘吉尔在内，他也赞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和希特勒妥协。但有一些人，包括丘吉尔在内，太想投入战争，甘愿冒着被人嘲笑和毁谤的风险，也不愿意走回头路。
我从约翰·卢卡克斯2001年11月评论杰弗里·贝斯特《丘吉尔：伟大研究》的文章中摘录以下句子，来证明传统观念依然很顽固：
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有几句非常漂亮的句子，描写1914年7月28日第一舰队驶离朴茨茅斯港，经过英吉利海峡向斯卡珀湾进发的情况：“一列列巨型钢铁城堡在雾茫茫、光闪闪的大海中乘风破浪，尤如巨人弯腰沉思。”贝斯特以丘吉尔1965年1月30日的葬礼作为该书的结尾，“在塔桥和伦敦桥之间，沿着河流延伸的南岸上的巨大吊桥，放下了桅杆向丘吉尔致哀(丘吉尔葬礼开始的时候)，“尤如巨人弯腰沉思”。这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标志。
这决不是一名伟大历史学家的标志，而是一种反复使用熟悉的浮夸修辞的标志，而是一种反复使用陈词滥调(“乘风破浪”)的标志。不过，卢卡克斯精确地忠于这种风格，正如他忠于这种风格所对应的实质，这些并没有招来非议。就像下面这些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很容易让那些对二战的了解仅限在《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的人感到震惊。维希政府还在和德国交战的时候，罗斯福政府就承认了它。同样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是，它从未向希特勒宣战，而是等待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所以，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很容易动摇卢卡克斯的世界观：1940年，丘吉尔政府甚至没有让海峡群岛投降，而是全面疏散海岸线乃至全部，让纳粹无抵抗地占领。如能赢得时间，丘吉尔本人随时准备考虑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交出在非洲的一些德国殖民地，甚至考虑将一些英国殖民地也转让给德国，如马耳他和直布罗陀。
基于众多档案和回忆录，可以大胆断言，英国对法国海军的轰炸终止了这段摇摆不定的时期。在议会中，丘吉尔早期的更为著名的演说(最起码他在议院发表过，安排诺曼·谢利在广播时当他的替身)引起保守党成员的不悦，遭到了他们的挖苦——当时一位大臣将他形容成为一个缺乏热情的“阴谋家”。但突然从凯比尔港口（Mers el-Kebir）传来的胜利消息，对他首相任期的工作第一次真正给予了的喝彩。这被他用来重申这一观点：“我充满信心地把我们的行动留给议会去判断，也留给我们的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去判断。我也把它留给全世界、留给历史去判断。”再不会有什么妥协的言论了：“正相反，我们将带着最大的活力，不惜一切手段投入战争，直到实现我们参战的正义目的为止。现在不是我们犹豫和软弱的时刻，而是召唤我们行动起来的最关键时刻。”
“最关键的时刻”和“最辉煌的时刻”一样有效，但这是研究丘吉尔的史学家们还没让我们去探讨的一次演说。他们干嘛不这么做？毕竟，它将各种观点集中了起来，制服了挑衅，消除了派系之间的差别，强有力地影响了华盛顿和莫斯科。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宣战行为，而不是什么说说空话。这是大火熊熊燃烧的船只。啊，不过那些船是法国人的船。因而，有成千上万的人葬身火海。再说也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法国人会向纳粹交出自己的舰队，相反的证据倒有许多：为了不让德军强行征用舰船，它们早在第一时间就已驶往了北非，幸存的维希政府的船只也从没有纳入德国的控制。在接到向泊在港口的舰队开火的命令时，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Admiral James Somerville）承认，这项任务令他作呕。法国人对这一事件始终耿耿于怀。史学家对此宁可轻描淡写，要不把它全部省略。
这里，可以这样说，又是莎士比亚的风格或圣经元素在起作用了。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无情和决心，丘吉尔总会兴致勃勃地去杀害和羞辱他最新的同盟，那他还有什么事不会去干呢？这才是“丘吉尔式时刻”的最真实生动的写照。可以的话我会说，这恰恰不是他们在学校里会教给你的东西。
在这本几乎是正统书籍的戏仿之作的结尾，杰弗里·贝斯特自问，为什么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没有出席1965年丘吉尔的葬礼，他决定把这个戳到人痛处的问题留给读者，几乎无法做出理性的解释。丘吉尔显然没出席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葬礼，连詹金斯爵士也让人们去推测——考虑到丘吉尔迷恋穿越大西洋的航行和白宫好客的款待——这是由怨愤决定的，怨愤罗斯福在战争期间一再拒绝访问英国。几年前，我通读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全部信件，惊奇地发现这两个人对对方是多么不喜欢，多么不信任。让我吃惊的还有他们那种清楚、率直的不满和官方历史上的记载，而在大多数丘吉尔自己的著作中，却淡化了这个事实。罗斯福这边的怨愤则相当小。他还记得1918年在首次会晤时遭到丘吉尔的怠慢，不在意他无休止的胡搅蛮缠，常常惊骇于他的嗜酒如命。对丘吉尔这边来说，有一种常常只有乞丐才会感受到的憎恶，他憎恨自己不得不为了贷款而向那个人表示谦恭。对这一点，专门增加了羞辱的字眼：罗斯福总是提前追讨债款，要金子，要基地。他曾被他的受害者形容成“一个收取无助债务人仅存资产的治安官”。
倘若丘吉尔没有以同样傲慢自大的方式对待向他行乞的乞丐，人们对他的这种抱怨或许会更同情。比起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在荣誉和领土上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这经常是因为听信了英国的承诺而造成的。他们经常被生硬、威吓性地告知应知道自己的位置，或者干脆闭上他们的嘴巴。人们没必要重新探究西科尔斯基将军之死的那个肮脏的阴谋理论。在道义上已不可能读到丘吉尔向西科尔斯基下达的残忍指令，他撇开苏联在卡亭对波兰军团大屠杀这个话题，没细想有更多的死亡已被大幅度地掩盖了。(严肃的英国官员谁都不会怀疑此事的真实性，或怀疑西科尔斯基诉苦的正确，尽管丘吉尔甚至在他的传记中还在继续混淆视听。)
罗斯福的情况则有点不同。他决定不去重犯把美国拖入秘密外交的丘吉尔式的错误，他已投入了这场最后的战争。不过那时候，丘吉尔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丘吉尔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美国也拖到实际的争斗里。他经常向他的舰队指挥官打趣，说在北大西洋上德国海军有可能向他们迎面碰到的美国舰队挑衅。在追踪比斯马克号和它的僚舰普林兹·尤金号（Prinz Eugen）期间，丘吉尔说：“它若是停在一艘美国舰船旁，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可能会诱使它向那艘船开火，然后，制造出一起事件，正是美国政府求之不得的。”他或许对这个假设的第二部分过于自信了。实际情况却是，1915年鲁西塔尼亚号的臭名昭著的沉没。事情发生在他在英国海军部的第一届任期中。英国海军情报部的官方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比斯利（Patrick Beesly）早已就此写了如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