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丘吉尔虽败犹荣的勋章
作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作者不留情面地审视伟人，又认定丘吉尔仍不愧是伟人。
在1940年那个决定国家命运的春末初夏时节，英国老百姓围在无线电旁，聆听他们的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那富有挑战性的慷慨激昂的演说。5月13日，丘吉尔刚从羸弱胆怯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接管了政权这副烂摊子，就向充满“鲜血、艰辛、泪水和汗水”的国家做出了承诺。6月4日，溃败的英军从敦刻尔克(Dunkirk)撤退后，他立下誓言，“我们将沿海岸线战斗到底。”6月18日，他又宣称，倘若大英帝国延续一千年，这场战役仍将作为“最辉煌的时刻”永存人间。随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单打独斗地向希特勒主义硕大的征服欲进行了抗争，尽管空中力量远不及对方，但是数量不多的英勇飞行员抑制了德国空军的进攻。这场惨烈的战役，抵挡了纳粹企图向岛内要塞扩展的计划。“英伦战役”成为一场伟大的全球战争（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
上述章节我们在英美报纸杂志上不难读到。黑尔海德地区的英国自由党政治家詹金斯爵士（Lord Jenkins）新近出版的评论丘吉尔的《传记》中亦有对上述内容的描写。但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幅熟悉的图画已被重新做了一些调整。
* 那三场关键性的广播演讲不是丘吉尔本人发表的，而是一名受雇的演员在模仿他。诺曼·谢利(Norman Shelley)，曾在BBC儿童节目中扮演威尼熊(Winnie-the-Pooh)。为了历史，他模仿丘吉尔的发声，蒙骗了数以百万的听众。也许是因为丘吉尔饮酒过量而无法亲自演讲的缘故。
* 若不是得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英国根本就是在孤军奋战，而欧洲大陆的其他力量按兵不动。1940年10月，希腊人还在欧洲大陆进行着抵抗，给了墨索里尼（Mussolini）沉重的军事打击。再说,美国的态度，不管表面上如何中立，但是在这场英德生死大战中，决不会再保持中立。
* 同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的空中力量相比，皇家空军无论人员或装备都不弱，有时甚至更胜一筹。英国飞行员主要在本国领空上作战，如果跳伞后可以马上投入战斗。皇家空军有雷达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是，它能破译纳粹的密码。皇家海军也占有绝对优势，纳粹的水面舰船只要一出港口，就会被雷达探测到，并遭到重创。
* 制定入侵英国计划的德国高层领导，始终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正是元首本人，做出了许多延期行动的决定，而最终摒弃行动念头的人也正是他自己。
对日益增多、连篇累牍的修正主义文学作过一番仔细阅读后，可以找到更多在那些半官方或神圣化的叙述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确凿可信或者可以相信的事例。英国海军最先向哪个国家开火？（是向停泊在北非港口的一支非机动的法国船队，数以百计的法国人丧生）哪一支空军首先向平民投弹？发生在哪国的首都？（皇家空军袭击了柏林市郊）哪一个好战的国家首先践踏了欧洲非参战国家的中立地位？（是英国人，他们军事占领了挪威）但是这些细节，就像那些圣洁的绘画作品上的肚脐与生殖器，被遮羞叶掩盖了，若是在一幅尺寸更宽的画面上，就无法被全部遮蔽，但也不允许任何亵渎行为来玷污它的神圣。在1940年，是谁向英国百姓发表了如下演讲呢？
“我们是一个坚强、团结的民族，宁愿战斗到死，也不愿接受纳粹的统治……如果敌人胆敢侵犯我们的国家，我们将和他们在空中和海上展开战斗；我们将用尽所有的武器，和他们在海岸上战斗。他们也许不时会寻找一些突破：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在每条道上，在每座村庄、每幢房子里与他们战斗，直至决出生死。”
发表演讲的正是内维尔·张伯伦本人（虽说他的嗓音十分细弱）。整个英伦战役中，皇家空军损失了多少？总共是443名飞行员，这是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对事件冷静细致的再回忆中所援引的官方消息。
我从小在崇拜温斯顿·丘吉尔的气氛中长大。我的父亲，一名皇家海军指挥官，曾在皇家巡洋舰“牙买加”号上服役。1943年12月26日，牙买加号向纳粹战舰“夏恩豪斯特”号发出了致命打击。这次行动比我一生中哪天做过的工作都更扎实。随着五六十年代后大英帝国日趋衰亡，四十年代那荷马史诗般的辉煌，立刻给许多失落的人带来了安慰，也肯定了英国依然对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即使在那一时期，有时也很难在某种程度上对丘吉尔做出全面评价。一种可供选择的登录账目的办法已被采用，所以有关他的重要事迹（加利波利半岛①战役，历经磨难重回“金本位”；他针对工人运动采取统治阶级的暗杀活动；他对印度顽固地推行帝国主义；他战前同情法西斯主义）会大量空缺，只被记载于独立的专栏文章中，被完全排除在《英勇的岁月》一书之外。不过，甚至他的许多失败、惨败和耻辱，都能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让他的形象高大起来。由于1946年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他成功地以冷战的形式与美国建立了英美“特殊关系”，他那幽灵似的巨大身躯，似乎是英国继续处于第二超级大国地位的保证，或最起码是第一超级大国首选的第二超级大国的保证。
七十年代初，我在伦敦的《新政治家周刊》工作，离国立档案馆很近。那时，丘吉尔战时文件首次披露。这些文件包括丘吉尔首相（据官方文件上的称呼）和斯大林讨论战后的东欧未来的内容。众所周知，在一只信封背面，丘吉尔曾向斯大林提议由英国来控制希腊的百分之九十地区，作为交换，在巴尔干半岛的相等的范围内，由苏联实施共产主义化。他是否也曾有意识地将波兰纳入了斯大林的“影响范围”，这一点尚不清楚。这件事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因为正是为了捍卫波兰，英国在1943年的9月向希特勒正式宣战。A.J.P.泰勒（A.J.P.Taylor）提醒我去研究那些文件，有关当局却对我说，英苏关于战时波兰的政策讨论内容已无从查考。这种事经常发生在查实《官方机密条例》的过程中，实在让人无法容忍。最近，波兰又开始像个演员似的，在欧洲的政治策略中为自己造声势。泰勒对我说过重要档案“丢失”一事，他说，“一旦他们说这很重要，就会发生丢失的事”。我想把给《新政治家周刊》写的那篇文章干脆取名为《丘吉尔—斯大林协定》，但很快意识到，这会使我看上去像个缺乏涵养的人。没有什么丘吉尔—斯大林协定。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三个关键字不能放在一起。“英勇的，临时凑成的实用主义”——这题目还行。“自甘堕落而愤世嫉俗的领导艺术？”这题目还需要斟酌。
和美国的丘吉尔信徒相比，英国的丘吉尔信徒更温和、更有头脑。我想有哪一所英国学校会拙劣到去仿效马里兰州波托麦克市郊上等人地区的温斯顿·丘吉尔中学，这所学校出版了一本名为《最辉煌的时刻》的年鉴。9·11事件带来的后果只是对一连串的修辞说法做了强调，那些习惯政治术语的学生们对此早已见惯不怪了。刚开始轰炸阿富汗的时候，布什总统就曾这样宣布，“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懈怠，决不退缩，决不失败。”而丘吉尔是这样说的，“我们决不会失败，或者退缩；也决不会软弱，或者懈怠。”不过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不知什么道理，他说得更悦耳。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他那个崇拜丘吉尔的前任卡斯珀·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相比，丝毫不显得逊色。他在9月12日向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宣布：“在国家的危急关头，温斯顿·丘吉尔谈到了他们最辉煌的时刻。昨天，美国和人类的自由事业也遭到了攻击。”就在一周前，为了支持导弹防御计划，拉姆斯菲尔德在对参议员委员会所做的定期演讲中这么说：“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我不希望看到有一天为了维护正义的力量（the forces of right）却剥夺了正义诉诸武力的权利（the right of forces）。’”9月25日，当被问及是否允许国防部在战争期间瞒骗新闻界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这让人联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有时候真理珍贵无比，非要有谎言做它的贴身保镖。”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市长，后来被描述成美国的丘吉尔，在纽约遭到9·11袭击后以后宣称最近在读一本关于战时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事迹的书，“在处理此类事件上，再没有什么能比温斯顿·丘吉尔的讲演和思考带给人更多的灵感了。”为此，他赢得了一片喝彩。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不久，便在局势研究室悬挂了丘吉尔的肖像；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期间允许杰克·肯普（Jack Kemp）把他同丘吉尔相比；小布什总统让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为他配一座丘吉尔的半身铜像，如今摆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显要位置。倾心传奇的比尔·克林顿，只能哀叹自己在任期间并没发生什么可以让自己同丘吉尔相比拟的事情，我们其他人却可以这么希望，假使美国打算有所作为，那么它（或者它高薪供养的讲演稿写作班）得拿出自己的鼓动口号。
这句介于庄严和媚俗的流行口号，得到了美国史学家和评论家理智上的认可。就在9·11发生的前几周，一些很老套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终于在《纽约时报》头版上登出了一个版面，并附了一篇编者按。由于连续二次心脏病发作，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将无法完成他写的丘吉尔生平三部曲了。这个三部曲统称为《最后的雄狮》（The Last Lion），已经完成了两部：《光荣的梦想》以及《单枪匹马》。要是这些名字还不够传神，你也可以仿效《纽约时报》在编者按中所做的那样，从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书中援引结尾的词句：“现在，在1940年那个令人绝望的春天，他终于将权利的缰绳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他决心带领大不列颠和她那分崩离析的帝国，投入一场他们始终认为非常值得的、最后的伟大斗争，不仅用武器，还要用荣誉的感召力，把全民族武装起来；让每个英国人在死亡的肋骨下，培育出一个新的灵魂。”
像这样将隐喻史诗一般地混合使用，在人类传记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纽约时报》把第三部的缺乏看成是一个文化事件，值得虔诚地大书特书，并加上一篇不同凡响的编者按。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按，把那本未完成的著作说成是“丘吉尔似乎被‘挂’了起来，在一张硕大的弓中间摆着姿势，结果我们都知道，但是细节，我们宁可从曼彻斯特的文字再次品味。”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一种熟悉而有用的道德寓言的强调，永远不会显得过分。就在前不久，至少出版了两本受普遍欢迎的书籍：杰弗里·贝斯特（Geoffrey Best）的《丘吉尔：伟大研究》和约翰·卢卡克斯(John Lukacs)《1940年5月份的伦敦五日》，使这个难以攻破的神话更牢不可破了。这些连同詹金斯爵士的大部头著作，只是将丘吉尔亲自启动的那个程序延续了下去，当时他收齐了任期中的所有文件，撰写他自己的关于历史事件的那个版本。在许多亲切、自我贬损的场合里，他曾说过通过亲自书写历史，他可以像一个历史人物那样出现。他早期的研究助手兼撰稿人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和F. W. 迪金（F.W.Deakin）也相互证实，历史学家的专业主流被征用了。但稍一思忖，人们或许会认为“征用”这个字不公平。已故的 J. H. 普伦姆爵士（J.H.Plumb）说过，“历史学家丘吉尔，在二战编年史的每个核心部分留下了谎言，而且这些谎言将永远留在那里。”七年后，即1976年，唐纳德·卡美隆·怀特（Donald Cameron Watt）未加渲染地评论道：“对美国大多数历史专业而言，1939年以前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对英国政策的观点几乎是不必验证的。”所以把某些作者不看作征用者，而看作自愿者，也就不是对他们的侮辱了。
曼彻斯特将自己的三部曲，谦虚地比作那本得到广泛承认、官方钦定的八卷本丘吉尔传记珍藏本的浓缩版（或大号铅字印刷体版），后者是由丘吉尔专家、历史学家中的老前辈马丁·吉尔伯特爵士撰写的。有别于那些严肃、谨慎、隐约闪现出柏拉图笔调的著作，曼彻斯特那部未完成的作品贯穿着一种感伤的、超越历史的卡米洛特②式风格。名望再一次决定了行为，而不是行为决定名望。曼彻斯特用一种不寻常的姿态将丘吉尔的战时讲演变成无韵诗，对字行和诗句作了精心修饰，使得原先的言下之意变得格外清晰可见，又对丘吉尔表示赞扬，那种赞扬也许正是丘吉尔最为看重、最希望得到的。别忘了他曾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怎么说，在英语国家里，他那宝石一般的词句与流丽词藻已经家喻户晓，赢得了名望。这些段落或诗句具有特殊、强有力的能力，在艰难年代里当它们显得贴切、深刻，或者很有裨益的时候，都会在我们脑海中盘旋。首先，他们和坚忍、忠实以及斯多葛哲学联系在一起，搀杂着少许美妙的幽默。实际上这一类型的不朽很少会降临到凡人身上。如果其目的只是为了奉承那些趣味低级的读者，后者倒也不会在意这些小小的夸张。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以无畏的立场在论述通识的一篇文章内写道：“1940年的夏天，丘吉尔向他们发表了这番演讲之后，他们便有了一种新认识，把他们对自身威力的期许，对全世界的钦佩，都集中在人类历史上这个英雄形象上了；这之前或者以后，谁也没能达到这种境界。”此言不差。在为内维尔·张伯伦的离任作告别演讲的时候，丘吉尔气派地称他为：“我们伟大事业中的一匹驮马。”在接受这份赞扬的同时，张伯伦指出这个句子是《理查三世》里的台词，不像丘吉尔断言的，出自《亨利六世》。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正确地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而是要掌握莎士比亚的风格。鲜血，艰辛，泪水，汗水……和一些自负的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