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预言家王尔德
作者：杰生．埃普斯坦
当王尔德在审判前一、两天得知这些年轻男妓同意为昆士伯里的辩方作证时，他的朋友弗兰克·哈里斯警告他说继续把官司打下去是“自杀”，但他未予重视。一开始王尔德倾向于接受哈里斯的忠告，但道格拉斯激烈反对。王尔德和往常一样，无法拒绝道格拉斯的要求。王尔德的律师从一开始就不应当相信王尔德无罪的表白，但艾尔曼和海德两人都怀疑，律师决定还是打这场官司，是因为他想参与到一场必定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中去。也许王尔德和他的律师相信，那些男妓会因为害怕连累到自己或害怕即使作了证陪审团也不会相信他们而拒绝作证。他们似乎没有料到，检察院可以用豁免权，而昆士伯里可以用几个英镑来换取他们的证词。王尔德不听哈里斯、萧伯纳和其他朋友的忠告，愚蠢地去打一场无法胜诉的官司，使他成了自己的起诉人。
王尔德不顾他所信任的朋友们，包括安德烈·纪德的忠告，采取这一注定要失败的行动，除了作为自我毁灭性的愚蠢以外很难解释，而这是由他对道格拉斯的奇思异想的一味服从引起的。他的哲学信仰迫使他向一个不诚实的社会挑战。但为了把一条哲学原则戏剧化，而去拿自己的自由、名声和妻子、九岁和十岁的两个儿子的安全冒险，这就是另一回事了。王尔德对抗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的强大武器是他的笔，还有他所谓的“个性”——他自创的特点——但他必定知道，在监狱里它们将被剥夺。在《倾诉》中他对道格拉斯承认，他作出起诉昆士伯里的决定是出于软弱。“你曾经说过，”王尔德后来写道：
……你的父亲对［你的全家来说］一直是个梦魇：他们经常讨论把他关进疯人院的可能性……要是我出头把他关起来的话，你们全家都会把我看作他们的保护人……你母亲的富有的亲戚将很乐意支付全部费用……律师马上接受了这个案子，我匆匆忙忙地就上了治安法庭。我没有借口不去。我是逼上梁山。我只想保护［你］不受［你］父亲的伤害。我别的什么都没有考虑。
而道格拉斯只想着如何上演一场冲突，由他和王尔德在法庭上谴责他令人痛恨的父亲。他忘了或者根本不在乎他要求王尔德面临的危险。“我的母亲和他离了婚；他骚扰了她多年，而对我们不是忽视就是虐待。他是个可鄙的疯子，”道格拉斯对王尔德说。对王尔德来说不幸的是，道格拉斯实际上酷肖其父。他后来没有被请去作证，因为正如王尔德的律师告诉他的那样，在法庭上要讨论的是昆士伯里的指控，不是道格拉斯跟他父亲的争吵。这使道格拉斯极度失望。道格拉斯的证词会引起人们对他和王尔德的亲密关系的注意，只会对他父亲的辩护有利。
王尔德也可能曾认为，法庭是一个他可以痛骂昆士伯里的舞台。在审判的第一天，他用诙谐机智的语言，对昆士伯里的辩护律师狂轰滥炸。《认真的重要》正在伦敦西区上演。也许，和杰克·沃辛①某些方面一样，他以为他可以毫无妨碍地在法庭里扮演奥斯卡，在城里扮演王尔德。他不久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前一个夏天，在写作《认真的重要》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昆士伯里要他和道格拉斯分手的威胁，并咨询过他的律师。那时他可能已预料到会出现麻烦。他在剧本里打趣地提到霍洛威监狱，而不到一年之后他就被关在那里。在戏里阿尔伽农②被告知，如果他不马上付清一张逾期的餐馆帐单，他就必须“在四点之前”去霍洛威监狱报到，“不然的话就很难有空位。”阿尔伽农答道，他“不想为了在繁华的伦敦西区吃饭，而被关到荒凉的郊区监狱里”。王尔德被关进霍洛威监狱，部分就因为他在萨伏伊和凯特纳饭店请他那些露水情人吃饭。
在他接受了昆士伯里的侮辱之后，他的被捕已经不可避免。这时王尔德肯定知道，戏已经演完了，现在他应该听从朋友们的劝告，去法国逃命。然而他留了下来。发出拘捕令的那位博街的执法官似乎给他留下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可以到达英吉利海峡。但他仍处于道格拉斯的控制之下。艾尔曼认为，“他的固执、勇气和骑士精神也使他留下了来。……他不屑于做一个亡命者，潜藏在黑暗的角落中，而要在聚光灯下做人们注意的中心。”更可能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留了下来。当警探们来逮捕他时他已经喝得半醉。他留下了一个打了一半的包，却带走了一本黄封皮的书。③
王尔德在他的生活被毁之后在狱中写作了《倾诉》，在其中他对道格拉斯说道，
我在你的陪伴之下，在汉弗雷斯律师［特拉维斯·汉弗雷斯的父亲］那里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谈话，让我不堪回首。我和你坐在一间光线阴惨惨的冰冷房间里，一本正经地对一个秃顶男人撒着弥天大谎，直到我简直要发出呻吟和厌倦地打起呵欠。在跟你交了两年朋友之后，我发现自己处于庸俗市侩的最中心，远离了一切优美、杰出、奇妙、大胆的东西。最后我必须为了你，以正派行为、禁欲生活、有教益意义的艺术的捍卫者的身份挺身而出。Voilà où mènent les mauvais chemins! ①
但王尔德对关键的问题避而不答。他为何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对昆士伯里的攻击置若罔闻，并告诉道格拉斯说，他不愿为了让道格拉斯可以在法庭上张扬家丑，而去威胁自己的自由、地位和家庭的安全？他的朋友弗兰克·哈里斯劝王尔德让道格拉斯和他的父亲自行了断。乔治·路易（George Lewis）是他平时的律师，但在昆士伯里事件的早期王尔德没有咨询过他。昆士伯里本人聘请过他一段时间，直到路易发现实在难以和他打交道为止。路易在王尔德将要被捕的那天对他说：“现在我已无能为力。你要是有足够的见识，在当时就把昆士伯里的名片带来给我，我就会把它撕得粉碎后扔在火炉里，并告诉你不要去做蠢事。”
道格拉斯早先曾建议过王尔德去咨询路易。过去王尔德总是听从路易的建议。但当王尔德去找他的时候，路易已经受聘于昆士伯里。王尔德没有早点去咨询路易，也许是因为害怕路易会让他对昆士伯里的侮辱置之不理，这会引起他和道格拉斯的争吵。王尔德也许自己也想上法庭，因为他害怕除非他在法律上让昆士伯里闭嘴，不然他会一直受到骚扰，直到他和道格拉斯分手才罢。而这是他不愿意或不能够做到的。不管王尔德的动机为何，道格拉斯都处于其中心。王尔德无节制地在时间、金钱和感情上迁就着他。王尔德出狱之后，在巴黎一文不名，而道格拉斯在父亲死后，继承了两万英镑。王尔德要求道格拉斯赠与他一小笔款子，道格拉斯气冲冲地拒绝了。他对王尔德说，“我的钱只够自己花的，”还指责他“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那样地”索要钱财。
王尔德写道：“自我牺牲，［是］野蛮人自残风俗的遗留，是过去对痛苦的崇拜的一部分。它是世界历史中如此可怕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他把自己放在祭坛之上，除了被道格拉斯及其家庭“逼上梁山”之外，没有更好的借口，好像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头，他的意志失去了作用。
在《倾诉》里面王尔德责备道格拉斯逼他对律师撒谎的的那一段，他还夸张地写道：“人们认为，我招待那些生活中的邪恶分子吃饭，从他们的陪伴中得到的乐趣是可怕的。但是，作为一个生活中的艺术家，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富有刺激性，令人兴奋，令人浮想联翩。这就像跟饿豹一同进餐，危险就是其兴奋的一半。”但这些年轻男妓根本不是饿豹。他们是品行不端、智力低下的失业马夫和男仆，王尔德雇他们来是为了性而不是思想上的刺激。王尔德称他们为邪恶，是接受了他所轻蔑的官方道德。他们不过是些男妓。是王尔德自己的想象，引起了他的frisson①。
这些少年是无害和意志薄弱的。在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王尔德置之不理的一些笨拙的敲诈之外，没有更阴险的东西。论文集《爱尔兰人王尔德》的编辑杰鲁沙·默考麦克（Jerusha McCormack）认为，正是这些过分做作的段落，使得萧伯纳将《倾诉》称作“喜剧”。它当然不是。王尔德一直有夸张的瘾头。他给道格拉斯的信的过分感伤，可以从他当时写作的条件得到解释。
在审判前几个月开演的《理想丈夫》里面，罗伯特·切尔顿爵士模仿着佩特的口气说：“我告诉你，有一些可怕的诱惑，需要有力量，力量和勇气才能向它们屈服。把一生都押在一瞬间，把一切都赌在骰子的一掷上面，这其中没有软弱，有的只是惊人的、可怕的勇气。我就有那种勇气。”《严重有伤风化罪》这出戏主要是由庭审记录和其他有关审判的出版材料组成的。在戏里这几句台词和一个名叫伍德的少年的证词被作为对比同时朗诵。一天晚上王尔德趁老婆和孩子不在，带伍德到泰特街（Tite Street）的家里。“我们上楼来到卧室，在那里喝莱茵河白葡萄酒和塞尔托兹矿泉水②。随后最最有伤风化的事发生了。”在剧场里这一对比令人感到心灵的灼痛。其他演员都倒吸一口冷气。
在后面的一幕，王尔德承认“我毁了我自己……我无情地对自己提出冷酷的控诉。我让自己屈服于诱惑，长期沉溺于无谓的肉欲享受。……我让自己被天机浅薄和智力平庸的人所包围。我成了自己天才的败家子。我开始不把别人的生活放在心上。我及时行乐，逢场作戏……我忘了任何细微的行动……都在塑造或毁灭性格。人在密室中做的事，有一天会不得不在屋顶上大声公之于众。”这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大厦已经崩溃了。在废墟之中人们找到了欲望的放纵、风度的丧失、对他不久即将毁灭的家庭的恶劣侮辱和他自己的毁灭。
公诉人问王尔德：“‘不敢说出它名字的爱’是什么?”在《严重有伤风化罪》里面，王尔德如他在老贝利③里面那样地回答道，本世纪的“不敢说出它名字的爱”指的是一个年长男子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深刻爱情，比如大卫和约拿单④之间的关系，还有被柏拉图视作他哲学基础的情感，与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所表达的感情。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之爱，既纯洁又完美。它主宰和渗透了伟大的艺术品，比如莎士比亚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它美丽、优雅，是爱情最高尚的形式。它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成分。它是精神的，它常常存在于一对年长和年轻男子之间，年长男子拥有智慧，而年轻男子则拥有青春的所有快乐、希望和魅力。世人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嘲笑它，有时还因此给人戴上颈手枷示众。
但王尔德并不是为了给他怀有“深刻的精神之爱”的年轻男子提供精神指导而受指控的。他之所以受审是因为这样一些行为，其细节是如此不堪以致不能写在庭审记录里面，更不能在当时的报纸也不能在今天的报纸上发表，尽管它们实际上没什么特别之处。王尔德作了这段发言之后，他的官司已经输了，尽管他可能还不知道。为了他灵魂的益处，他还不如说真话，公开宣布他的性取向。他不应当把不太可靠的动机强加在大卫王和米开朗琪罗身上，而应当说法律是错的，他还有无数其他男人(还有女人)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私下进行的活动本身在道德上是无可非议的，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的任何人的事。王尔德的英雄耶稣曾用一句格言，使抹大拉的马利亚⑤免遭伪君子们的石头打死。王尔德有这样的天才和信念，来为他自己的时代树立起一个相应的道德原则。因为他缺乏必需的勇气，也许他应当什么也不说，免得他不伦不类的比喻流传后世。在他说完这段话之后，有一条舞台指示要求全体演员“响亮地鼓掌，加上一些嘘声”，正如在庭审现场人们所听到的那样。剧本的题词是王尔德的名言：“很少有纯粹的真理，简单的则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