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预言家王尔德
作者：杰生．埃普斯坦
王尔德认为他是时代的象征。事实上他是将要来临的那个世纪的预言家。1900年他在痛苦中不名分文地在一家巴黎廉价旅馆的房间里去世，死因可能是坐牢时耳朵所受的损伤，终年四十六岁。如果他活得长久一些的话，现在他也许会被看作是英国最善于言辞--也是最极端的——现代主义理论家。现代主义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即客观世界是，如王尔德所说，“虚构的”，而现实是由“批评的”想象力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创造的。如果他再活三十年的话，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就简直不可限量。王尔德认为耶稣跟他有共通之处。他把耶稣称作“生活中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一个说出了当时的信仰与习俗的永恒法则的艺术家。他写道，“最高层次的批评是人灵魂的记录”。这时他想到的可能正是耶稣。王尔德是个绝对的主观主义者，其退化形式是现在所谓的自我实现。因此王尔德是一个当代英雄，受到反对条条框框的年轻人的仰慕，并成了许多书籍和学术文章的主题。根据王尔德的三次受审创作的戏《严重有伤风化罪》受到高度的称赞，在纽约上演了一年，场场爆满。由大卫·黑尔（David Hare）创作，莱姆·尼森（Liam Neeson）主演的另一出关于王尔德的戏，不久又要从伦敦巡演到纽约。
尽管王尔德认为艺术跟道德应该分离，但他的美学主张含有道德上的必然结果。“最坏的堕落是浅薄。”王尔德指的是透过别人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通过自己有感应性的想象力来创造个人的现实。在审判时他说：“我认为自我实现是生命的主要目的。”在他去世前三年，当对他的野蛮监禁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他过去的情人与不忠的朋友。这封信后来以《倾诉》②的名字出版。他对道格拉斯说：“我把艺术看作最高的现实，而把生活看作仅仅是一种虚构。”王尔德讨厌并且蔑视偷偷摸摸的同性恋。在他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他对自己的性取向一点不加掩饰。他曾在一次演讲时对美国听众说：“在艺术跟在政治上一样，所有革命的起源只有一种，那就是人类渴望获得更高尚的生活方式、更自由的表达方法和机会……它将在人类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兄弟关系……”但在他因严重有伤风化罪受审的时候，他失去了勇气。关于他的风流韵事他撒了谎。
这是王尔德悲剧性的时刻。它无法避免。他并不羞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尽管在审判时他虚张声势，开玩笑地提到坐牢的许多好处，监狱和耻辱还是把他吓坏了。他的惊惶失措使他失去了自我实现的最佳时机。但他还是被判有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自己的使命也曾发生过动摇。但当时的耶稣别无选择。他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信仰。王尔德有选择的余地，但他不过是个凡人。他背叛了理想中的自我。
在英国，公开的“有伤风化行为”一直是被禁止的。1885年刑法的一条修正款又禁止男性在私下有这样的行为。正是根据这一修正款当局审判和监禁了王尔德。 尽管王尔德被判两年苦役，严重有伤风化罪不过是一种轻罪，不是最严重的性犯罪。鸡奸就是。如果王尔德被控犯了这一重罪并且被判有罪的话，他可能被终生监禁。王尔德的传记作者们对鸡奸在当时的法律定义各执一词。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①写道，王尔德被控“招揽了超过十二名男孩……进行鸡奸。”但蒙格马利·海德（Montgomery Hyde）②宣称，“只有一个证人……〖暗示〗王尔德进行了鸡奸，”而且“这可能是因为……对这个词的确切意义的误解。”海德认为其确切意义是肛交。在1962年海德写作传记的时候，对肛交“最严厉的处罚仍然是终生监禁”。王尔德没有进行过肛交。他更喜欢爱抚、相互的手淫与由他对他人进行口交。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麦克·福迪认为，帕克（Parker）和伍德（Wood）这两位证人说他们被王尔德鸡奸过。帕克可能误用了这一术语。伍德只是指控王尔德进行了“有伤风化的行为”，但未加详细说明。如果海德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是准确的话，王尔德不可能被判鸡奸罪。
踏车和其他野蛮的惩罚损害了王尔德的健康，磨尽了他的锐气。他的朋友萧伯纳认为，他撒谎是对的。萧伯纳说，当时的法律才有伤风化，而不是王尔德。死抠字眼的萧伯纳没有认识到，毁了王尔德的不仅是法律，也可能是撒谎。理查德·艾尔曼以这一评价结束了他那部不可不读的传记：“我们继承了他的奋斗，即要在艺术中达到最高境界的虚构，要把艺术跟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要使一切怪僻和奇特的东西免遭净化和标准化，要用一种同情的道德来代替惩罚的道德。他属于我们的时代，而非维多利亚的时代。”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他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在他自己的时代与环境中他是个流亡者。他在自己的本性和一座外国城市③的冲突之间饱受折磨，娇贵的身体终于不堪负荷。
在这一意义上，他是现代深刻的意识革命的先驱。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这一革命继续塑造着现代人的鉴赏力：用个人的视角，来对总体文化进行变形、解构，或者用王尔德的话来说，批评。他不断地挑战支撑当时体制的虚构，难怪他受到了这一体制的攻击。在宣判的时候，法官带着冷酷的仇恨对王尔德说，这是“我审判过的最糟的案子”，并对他不能施加比法律范围内要更严厉的惩罚表示遗憾。尽管同性恋这种无害、普遍的性行为在那时是非法的，但法庭平常也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法官的指责，即便在当时也是过分的。他的狂怒流露出了更深的恐惧，即王尔德不单单是有罪而且是有毒。如果不加惩罚，他可能真的会颠覆英国社会，如他在评论文字中怂恿读者所做的那样；而且他在自己的剧本里也越来越成功地进行了这种尝试。王尔德曾把他的工人阶级情人带到时髦的餐馆与俱乐部。这可能加剧了法官的忧虑。1882年王尔德在美国巡回演讲的时候，亨利·詹姆斯对他也十分反感。他对曾称王尔德为“笨蛋”的亨利·亚当斯夫人（Mrs. Henry Adams）说，她拒绝接待王尔德是对的；他本人也称王尔德为“昏头的白痴、下贱的无赖、龌龊的畜生”。在王尔德被判刑后，当一封要求当局宽大处理的请愿书被传递到詹姆斯手中时，他拒绝签名，并说他从来也不是王尔德的朋友。在现代，只有列尼·布鲁斯（Lenny Bruce）①才是可以与王尔德相提并论的令人不安的人物。
王尔德所受的残酷折磨与他的英年早逝，预示着为了把单一的文化强加给全体人民，为了防范革命性的个人主义，后来的政府所采取的一些野蛮得多的措施。正如王尔德所预言的那样，个人主义是令人不安的--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未来时代的精神。②但并不是国家把王尔德揪出来加以惩罚的。是王尔德本人不顾那些最关心他的人的忠告，引发了自己的受审与垮台。文学和王尔德喜欢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王尔德在《倾诉》中写道：“多数人都是其他人。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见解，生活是对别人的模仿，激情是一句引文……〖只有〗摆脱所有文化，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灵魂。”王尔德的这些说法，比毕加索的断言“艺术正是自然不是的东西”要早，并且可能不自觉地应和了尼采，因为他也许还未读过尼采的书。王尔德跟约翰逊博士针锋相对，后者把如此极端的主观主义称作“自高自大的顾影自怜”，也和马休·阿诺德背道而驰，后者认为“批评的真正功能是按其对象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但这在王尔德看来是不可能的，阿诺德本人的批评就是证据。王尔德用他的花花公子面貌与极端唯美主义来挑衅的，不单单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他所挑战的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顽固的礼法。他所受到的惩罚，跟W.S.吉尔伯特（W.S. Gilbert）③对他“柏拉图式地迷恋一个腼腆的年轻女郎”的嘲讽相比将要严厉得多。
王尔德要求英格兰加入到已经开始震撼了欧洲大陆的美学和思想革命中去。他在牛津的恩师佩特(Pater)没有以开始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名义加入到这场街垒战中去，还使王尔德对他颇有微辞。王尔德主张一种超然的社会主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无政府主义。他要英格兰成为一件艺术品。可以想见的是，英格兰拼命抵抗。身为爱尔兰人，王尔德误读了英格兰人的性格；但他比英国当时的所有其他人，包括像威尔斯（H.G. Wells）④和韦伯（Sidney James Webb）⑤这样的预言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变。
对王尔德一共有三次审判。在第一次审判期间，昆士伯里勋爵的律师问王尔德，他写的“当多于一个人相信一条真理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真理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王尔德答道：“这是我对真理的玄学定义：它是一种如此个人化的东西，以致同一真理永远不会为两个头脑所认识。”王尔德的无动于衷的讯问者不太可能理解他的回答。这位讯问者也许会把它归纳为幼稚的柏拉图主义，这样的话他只对了一半。王尔德走极端的认识论预示着即将在艺术和文学中发生的巨变，并反映了一种思想上的骚动，这种骚动已经挑战了《圣经》上关于人类起源的定论，不久还将挑战牛顿物理学中时间、空间和物质的确定性。
王尔德跟法律的致命冲突，是他自己挑起的。尽管在王尔德朋友圈子内部和外围的人们都知道他滥交，知道他对道格拉斯的强烈感情，而且知道这使他受到敲诈和道格拉斯半疯的父亲昆士伯里勋爵的暴力威胁，但法律一直没有注意到他，直至昆士伯里勋爵称王尔德为“装腔作势的鸡奸者”。这实际上比直截了当地称他为鸡奸者更温和，而且如果王尔德告昆士伯里诽谤的话，要更容易辩护，更不容易牵涉到道格拉斯。王尔德起诉昆士伯里诽谤，迫使法律插手这一事件。尽管蒙哥马利·海德相信王尔德的说法，即他从未如吉尔伯特所说，“手里拿着一支罂粟或百合花，穿过皮卡迪利大街”，但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包括《道连·葛雷的画像》所隐含的性意味，可以被昆士伯里勋爵用来为自己辩护。在审判开始前不久，昆士伯里勋爵的律师记录了王尔德光顾过的几个年轻男妓的证词。至迟至4月1日或2日，在审判前透露证据①的过程中，王尔德和他的律师已经知晓了这些证词的内容。王尔德还有时间撤诉。审判定在3日开始，但王尔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王尔德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对昆士伯里的侮辱不加理睬，检察院要开始对他的侦查，就会揭开许多丑闻的盖子；它就可能必须对英国统治阶级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也许包括首相和王室成员，提出类似的指控。毛里斯·斯瓦勃（Maurice Schwabe）是王尔德的朋友，是他介绍王尔德认识了那些男妓的皮条客。斯瓦勃是副检察长弗兰克·洛克伍德（Sir Frank Lockwood）的外甥；在王尔德的一审以陪审团未能作出判决告终之后，洛克伍德在二审时成功地以“严重有伤风化罪”起诉了王尔德。在一审时，有人作证看见斯瓦勃在巴黎的一家宾馆里与王尔德同床共枕。一位助理检察官对证人说，“暂时别管这事。”二审时，就没再让这位证人作证。《蓓尔美尔报》②的编辑W. T.斯泰德（W. T. Stead）是当时的一位重视传统家庭观念的人，他写道：“如果要把所有和王尔德犯有同样罪行的人都关起来的话，在伊顿、哈罗、拉格比和温彻斯特公学③就会发生一次惊人的向潘顿维尔和霍洛威监狱的大迁徙。”
王尔德给过昆士伯里勋爵的密探们找到的那些年轻男妓金钱和珠宝，并在伦敦西区的高级俱乐部和餐馆里请他们吃过饭。尽管他曾经郑重地以一个英国绅士的荣誉对他的律师起誓--当然，他其实是爱尔兰人——昆士伯里勋爵的侮辱是毫无根据的，王尔德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活动足够受到严重得多的指控。当审判进行到一半时，王尔德的律师得知这些年轻男妓已来到法庭，他极为震惊，力促王尔德在他的这些相好应召作证之前马上撤消对昆士伯里的起诉。跟他同样吃惊的王尔德马上同意了。他被迫承认昆士伯里的侮辱是有根据的，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男妓们的证词可以受到质疑，但如果陪审团相信他们的话王尔德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他的律师希望，王尔德的认罪会使风波平息下来，可以免遭进一步的损害。但结果并未如他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