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一个女继承人的内心世界
作者：葛洛莉娅．旺德比尔特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纽约妈妈那里，她在里吉斯大街。等待我的有霍华德送来的黄玫瑰以及那么多的电话留言。其中有封写在黄条纹纸上的信(至今我还保留着)，上面写着他很想我，晚饭总是一个人吃，“我把盘子里的豌豆弄得到处蹦达。”我打算几时回去？他这么问。什么时候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还将会发生什么。
接着忽然有一天，帕特出人意外地来到纽约。他在里吉斯大街上的金·科勒酒吧纵声大笑，逗得整桌人乐不可支，当我进入他的视线时，却装作不认识我。我渴望他再次注视我，朝我微笑，喜欢我，爱我。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埃尔·摩洛哥跳了一整夜的舞，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丽塔·海华丝和她的丈夫埃迪·贾德森，他们来城里做宣传。丽塔坐在那里，沉静而优雅，像个永不开口的芭比娃娃。就像我一样，只是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优雅。我正拼命让自己显得成熟，即便不是如此，至少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我感到困惑，不知所措，对每件事都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我已下了决心。我不能再回去和母亲同住，也不打算和格特鲁德姑妈住在一起。最好的办法是嫁人，越快越好。我确实嫁了人--不是嫁给霍华德，而是嫁给帕特，那条大坏狼。
帕特
在那时表现得成熟些、显得比我十七岁的实际年龄老成，似乎显得非常重要。这是不是因为我已经结了婚才变得如此呢？
和帕特在一起的日子，我们俩总是处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会导致他陷入狂暴，几时他会无缘无故地发作，把怒气发泄到渴望取悦于他的温顺妻子身上，那位妻子正倚赖他的微笑而活。
我从没把这段经历告诉我的朋友。我觉得羞耻极了，耻于自己嫁了个行为如此不堪的男人。
有一次，我去堪萨斯州的瑞雷堡军事基地见他，他正在那里的军官训练营接受训练。在火车上，无意中我听到了坐在边上的一对父子的谈话。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我和帕特身上。他们没有认出我，也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听他们谈话。
只听那年轻人说道：“她怎能嫁给那么一个小白脸？”这话吓了我一跳。
是呀，到底为什么？我被深深刺痛了，默默无言地坐着，听他们接着滔滔不绝地说了又说。
很快列车开到了目的地，排队下车时那对父子就在我身后。要不了一会儿，我就会消失在人群中，带着那份伤痛离开。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去，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对父子。“我就是葛洛莉娅·旺德比尔特。”说这话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他们被我的话击中了，就好像一记重拳打在肚子上。我感受到小小的胜利带来的甜蜜。我得靠自己站起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知道自己能行。
利奥普德·斯托科夫斯基
我是在1944年遇到利奥普德·斯托科夫斯基的，当时我是个二十岁的性感美人。我迫不急待地要把他介绍给我美丽的妈妈，于是，我把他当作神秘嘉宾带到了妈妈为我举办的派对上。真的，我让妈妈大大吃了一惊。我俩进了门，那么激动不安，那么容光焕发，那么神采奕奕。我和他依偎着站在那儿，是的，我妈妈几乎跌倒在地上。这不光是因为他是著名的乐队指挥家，引起的争议比阿尔杜罗·托斯卡尼尼还要多，除了这一切，他还和葛丽泰·嘉宝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后者正是我妈妈心仪已久的偶像--单单这一点，就让我妈妈吃惊不小。表面看起来，这件事和我们的年龄大有关系：我刚二十岁，而他六十来岁了。但所有的绝代佳人都在年龄上撒谎，再怎么说吧，神仙们都没有年龄和生日，话虽如此，我的生日马上快到了。
就在我与利奥普德那决定命运的相逢的前一个月，帕特得了败血症病倒了，原本要被送往国外，一种名叫盘尼西林的新药救了他的命，而且，他被批准退伍。这使他的情绪好极了，开始自由自在地玩牌，夜夜在埃尔·摩洛哥消磨时间。生活仿佛又回到好莱坞以前那些好日子，只不过这里是纽约，我们在我的表兄索尼·惠特尼的公寓里，牌桌边的参与者也不一样：现在是赌徒哈尔·西姆斯，花花公子丹·托平等人。赌局设在金绿色相间的藏书室里，在这儿能俯看东河，烟雾腾腾的聚赌就在这儿夜以继日地进行。你知道我的乐趣所在吗？就是当帕特拿了牌后急速催他离开--出去，出去，出去。外婆南妮·摩根带着多多偷袭而来，催促我废除婚约。我能轻意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在罗马天主教堂结的婚，而他不曾告诉我他无法要孩子。我根本没动过生孩子这念头。离婚要花很长时间，而我想嫁给利奥普德，就在现在，今天，这一分钟。
我将要二十一岁了，可以继承那笔著名的遗产了。我是在格特鲁德姑妈那儿的偏远地区长大成人的，在那儿有一样，仅有的一样被禁止提及的东西，那就是“钱”。无论是格特鲁德姑妈，还是她那个令人讨厌的律师，抑或别的什么人，都不曾向我谈起怎样去安排我那笔即将得到的遗产。和姑妈住在一起时我总感觉自己是个冒名顶替者，那笔遗产也显得那么不真实，就好像是某样不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只有到后来钱才真实起来，那是因为那笔钱是我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挣来的。
二十一岁那天，我准时来到信托银行。一队银行高级职员陪着我，穿过长长的走廊，下到地下金库。在那儿打开一只盒子，里面装着将使我成为女继承人的股票和债券。我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只是一些纸--我又懂些什么呢？我所知道的就是突然间我有钱了，我迫不急待地想给每个人买礼物：送外婆一件水貂皮大衣，给多多也送一件，送钻石给朋友卡罗·玛库斯，等等。但是妈妈--送她什么呢？事实上，我想要她给我一点东西，只是我说不上来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成年，律师从我的信托基金中分配出去的津贴现在已被取消，妈妈将来要靠我来赡养。
我试图和斯托科夫斯基谈论这件事，但他每次都不出声，陷入沉思之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最终他得出了结论：“你母亲从没给过你爱，为什么你要回报她？是你的保姆多多在做你母亲从没做过的一切。让赛尔玛赡养她吧。”
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妈妈对此不能苟同。她心急火燎地把此事捅给了报社，突然间，小报上竞相刊登了出来。
整整十七年，我没再见过我母亲。等我最终见到她时，实在无法把她与过去那个穿着黄天鹅绒礼服的美妇人联系在一起。她变化太大了，在我的记忆里，她是那么难以捉摸，我一直对她又爱又怕。在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后，我才又与她见面。事情缘起于我对心理医生说过的那句话：“我来了，可我永远不会跟你谈我母亲的事。”
几年以后，她的名字又冒了出来，那已经是五年后的事了。一位心理医生对我进行了一系列药物治疗之后，我才有勇气飞去洛杉矶，去敲拜德福特大道上那扇房门，在那儿她与赛尔玛姨妈住在一起。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缺乏活力的女人，那么温顺，那么小心翼翼。她因癔症而瞎了眼睛，见此，我的心都碎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赛尔玛告诉我你有白头发了，”她愁眉苦脸地说。当我离开时，忠实女佣温西送我到门口。“哦，葛洛莉娅小姐，”她对我说，“这真是一场误会。”哦，愿上帝保佑我。
今天，我真希望母亲就住在我边上。也许就在街角，这样我就可以时不时路过一下，进去喝杯茶，告诉她我的新恋情，或是谈一谈许久前发生过的那些事。它们曾如此重要，现在却不算什么了。我们可以对曾为之哭泣的事报以一笑，就像老朋友有机会重聚时那样，谈谈逝去的时光和人事。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一座山顶上，利奥普德建了一所房子，他称之为“修道院”。它是个乐园，得了这么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是因为打从结婚起，我们就过着修士、修女般离群索居的生活。利奥普德大多数时间不在家，去欧洲指挥乐队，越来越多次的离别之后，我不再与他同行。
不久，我发觉自己被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就好像被冻结在了冰块中一般。
还在我们刚结婚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壁炉的炉火前，他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一个他生命中从不为人所知的大秘密。这一亲密举动令我激动不已，就仿佛雷鸣瞬间带来的震颤，他一下子闯进我的内心深处。这个秘密和政治及皇室有关--难道我从没怀疑过他为什么长了个哈布斯堡王室的鼻子？事实上，我从没有往那方面想过。哈布斯堡王室的鼻子是什么样的？我迫不急待地赶到书房，翻出照片，急忙研究起来--不放过任何与他说的有关的东西。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过一张他婴儿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娃娃穿着钉满饰边和花边的衣服。但是，唉，这张照片是家庭相册被盗后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张。我将它视为珍宝，放在银相框内，摆在我那没见过的父亲的相片旁边(后来我甚至怀疑照片上的婴儿是否就是利奥普德)。他的家来自克拉科夫(注：波兰城市。)，他的母亲在他出世后不久便去世了，他被一个深爱他的保姆抚养长大。那保姆对他来说就是母亲，就好像我的保姆多多与我的关系。但是现在，因为他长了这么一个鼻子，难道他父亲就不能是位王子？或者一位国王吗？我得重温一下我的奥地利历史知识。也许他是个私生子--你知道，就是所谓的爱情结晶？是否那就是事情的真相？哎呀呀！
他坐在那里，握住我的手告诉我这个秘密，惟有壁火发出的“噼啪”声打破了寂静，和我心中的“噼啪”声相比，炉火的声响根本算不了什么。谜底就要揭晓，我能感受到--未来的那一瞬间就仿佛一个将把我卷入爱之海的巨浪。我屏住呼吸，等啊，等啊，他只是抽出手，朝炉火望去，好像刚刚回过神来，而那个令他恍惚的人正是我。
“是的，是的，”他说，“有朝一日，你会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我们曾在彼时彼地，在吃过许多不同的晚饭以后，在许多不同的炉火前度过了许多个这样的冬夜，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他说的那个“有朝一日”永远也不会到来。我在他心中仅有一丁点的位置，他却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你是个骗子！”想到这一点，我不由浑身发抖。后来，当我直勾勾地盯着他，大声说出这句话时，我颤抖得更厉害。
我们离婚后又过了许多年，我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它压根和哈布斯堡王室无关。他出生在伦敦东区的一个家庭里，家里有两位兄弟，利奥普德和帕西法尔·斯托科夫斯基。兄弟中的利奥普德保住了他的名字，又编了一个好听的故事，使它不至于辱没一个伟大的指挥家。而帕西法尔却把名字改成了詹姆斯·斯托科斯，令它更配得上一位英国绅士。此时，利奥普德在他那漫长而特别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他不再需要了，也不再费心去维护他自己创造出的那个神话了。有一次去欧洲旅行，他把我们长大成人的儿子们介绍给他们的吉米叔叔(帕西法尔·斯托科夫斯基)和他妻子。吉米住在伦敦，销售劳斯莱斯汽车的生意做得很成功。除了他的伦敦东区口音，他和利奥普德惊人地酷似，利奥普德说话则带牛津腔。吉米的儿子取了和伯伯一样的名字，也叫利奥普德，已经死于战争。那位抚养利奥普德长大的保姆现在成了他母亲，住在博内茅斯一家老人院里。
等我戳穿了他的鬼话，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我只觉得很难过。真相无关紧要，他之所以不告诉我，因为他对我没有足够的信任。
比尔·帕雷
我开始朝“修道院”外的世界迈出小小的步子，瞧啊，等在玻璃墙另一边的是个小个子“花衣吹笛手”。他名叫杜鲁门·卡波蒂，因他的第一部小说《另外的声音，另外的房间》而崭露头角。这本书以纯文学的技巧得到了每个人的青睐。
啊，“真实的心”，CBS公司有权势的总裁比尔·帕雷便是那样称呼他的--亲爱的“真实的心”--我看见你正坐在“帕维浓”饭店里喝着马提尼，瞧着我气喘吁吁地朝你走来。我迟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约会，和“真实的心”的约会。他有一些奇妙想法，有一些很重要的事要和我谈。至少在电话上他那样对我说。
在舒适的软凳上刚一坐定，瞧他那样子，我就断定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杯马提尼酒了。这将是一顿漫长的午饭，穿插着许多傻笑以及试图窥视我内心的念头。实际上，他对我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我们是亲密好友，但我其实不怎么信任他。
“比尔·帕雷，”他缓缓说出这个名字，似乎他的舌头正在吮吸每一个音节。比尔·帕雷是他的密友，娶了美丽、善良、忠实的芭贝。芭贝也是杜鲁门最亲近的朋友。然而，杜鲁门在这儿要对我说的是比尔·帕雷暗示他对我感兴趣，看看是否可以做些安排？
“噢，等等，亲爱的，先听我说，”杜鲁门说道，把他那只小手搁到我胳膊上。“芭贝知道他有别的女朋友，她一直处理得挺漂亮。可有时候事情会失去控制，变得复杂棘手。当然，这使她很不安。你知道她喜欢你，尊重你；如果他和你搞在一起，对你也是一种乐趣。为她减轻些烦恼吧。这么说吧--就算是帮了所有人的忙。”杜鲁门就是有一套，能使你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当然是以他的观点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