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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继承人的内心世界
作者：葛洛莉娅．旺德比尔特
“亲爱的，”杜鲁门说，“那是因为它经历了许许多多次操练！”粉红舌头的话题就至此而止吧。
弗兰克本该来机场接我，由于某种原因却没有来（是否对西德尼很恼火？）。话虽如此，他的车却停在那里，当我来到贝弗利山饭店我的那间带阳台的小屋时，发现里面都处是鲜花和香槟，还有他从棕榈泉捎来的口信。
按计划，我们本该在电影《约翰尼·康丘》中合作演出，但是读过剧本以后，我感到很沮丧，这不过是一部一无是处的西部片罢了。与《正午》完全不是同一类型，虽然有人曾使我相信它是的。弗兰克把这一切归罪于导演唐·麦克基尔，他说，“我会以自己的方式跟他交涉的。”（天啊。）
我马上给西德尼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返家的路上。
西德尼是我见过的最最热情、最最仁慈、最最慷慨、最最不矫饰的人。我们结婚时，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吃惊地说，“巴鲁克·卢梅特的儿子居然娶了个非犹太姑娘？”我虽然不是犹太女孩，但我们疯狂地爱着对方。利奥普德接受了现实，他终于搬到外面，我们离了婚。西德尼和我在格雷西街10号建成的小屋又焕发出生气。这儿举办的聚会盛极一时。每回朱尔·斯蒂尼一来就径直冲向钢琴，弹起多年来他谱的那些曲子。裘蒂·霍利黛，或丽莎·克尔克会在一旁伴唱。有时，玛丽莲·梦露试着唱那首《钻石是姑娘们的最好礼物》，边唱边努力想歌词。莲娜·霍恩和哈洛德·阿伦会弹唱《越过彩虹》，阿道夫·格林会唱他的音乐剧《彼得·潘》里的《霍克船长之歌》，有时他会和贝蒂·康登合唱《正是时候》，或者和裘蒂·霍利黛合唱《铃儿响了》中的插曲。杜鲁门·卡波蒂神出鬼没，四出寻找写作素材。
在我的一个生日派对上，斯蒂夫·桑德海姆第一次唱了他与朱尔·斯蒂尼合作的音乐剧《吉普赛人》中的插曲，由朱尔为他伴奏。这部音乐剧还没有进入正式排演。我们为杜鲁门又举办了一个派对，预祝他旅途平安。他出发去俄国完成《缪斯女神被听见了》，这是关于《波基与贝斯》的美国剧组乘火车从东柏林到列宁格勒全程的报导，在列宁格勒该剧要进行俄国首演，并注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而后是为伊萨克·迪纳森举办的派对，她来纽约为作品《走出非洲》做演讲。陪同她来的是摄影师卡尔·范·维希腾，后者成了她的密友。我们在藏书室为她设置了宝座（恕我直言），在伸手可及的小桌上摆好绿色无籽葡萄、香槟、放在金碗中垫着冰块的牡蛎，供她随时享用。此外，她不吃别的东西。来宾们上前向她致敬的时候，她就像个脆弱的黑蜘蛛一般坐在那里。她非常仰慕西德尼，后者把她带到外面的露台上，从那里能欣赏远空的夜色和城市灯光倒映在河面上的美景。
为了和米尔顿·格林一起组建自己的制片公司，玛丽莲·梦露从好莱坞飞到纽约。她来参加我们的派对，穿着宽松的水手衫和休闲裤。除了眼睑上抹了点凡士林，她没有任何化妆，进来时并未让人认出来。有一晚，我们俩避开人群，挤坐在一起听她谈乔·迪马吉奥--她有多怕他，尽管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我知道--我们俩人都没有父亲，因此我们相信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也不安全。
我们也去参加一些派对，还有戏剧首演之类的活动，但大多数时候是在工作。一旦机会降临，西德尼和我绝不放过，不论在一起还是分开，都是如此。我仍然拖着不生孩子--那是将来的事。但是这个“将来”对西德尼和我来说来得是太迟了。
我和西德尼离婚真是个罪孽，他不仅是个极好的丈夫，对我和斯托科夫斯的两个儿子来说，他也是极好的继父。我有时对他很不公平，甚至表现得很糟糕。
怀亚特·库柏
有朝一日，我会写一部有关家庭幸福的传记，可是在这个地方写，并不合适。我现在提及此事，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对爱的孜孜探寻终于有了回报。在纽约的一个晚餐会上，我遇见了怀亚特·库柏，他的眼睛是我见过最蓝的眼睛，当我们双眼相遇时，我感到了彼此认同所带来的震撼，我们坠入了爱河。怀亚特是个作家，出生在密西西比的奎特曼，之后当我与他那充满爱的大家庭见面时，我看到了在一个人背后支撑的家庭该是什么样的，那种力量使我折服。此时我意识到，我想要他做我孩子的父亲。是的，我俩想要的是同一样东西--开始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他是个多了不起的父亲。他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他的价值观教会了我父母对子女充满爱的养育方式是什么样的，尽管我自己从没享受过。
怀亚特在《家庭：一个回忆和一个庆典》一书的题词中这样写道：“献给我的两个家庭，一个家庭造就了我，另一个家庭是我造就的。”我经常重读他的回忆录，虽然死神将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但我俩以及两个儿子卡特和安德森共同拥有的生活记忆将永驻我，滋养并支撑我度过余生。
罗尔德·达尔
一生中我曾和几个已婚男人有过瓜葛。如果你也受到这种暧昧情感的诱惑，请汲取我的教训吧，别这么干！
“那么说起来，宝贝达尔在追求你，”我那位精力充沛的《时尚》杂志的编辑朋友这样说。听她这样描述一个六英尺四英寸的壮汉，我觉得很好笑，我正急急赶往中央公园的动物园和他会面。“罗尔德·达尔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时人们就那样称呼他，”我愉快地挥手告别时，她还再继续说。
这个美好的日子，我们约好在海豹嬉戏的地方见面，我担心哪怕我只迟到一秒钟，他也不会等下去，因为当他提出这个约会地点时，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也许他会以为我不打算来了。我急匆匆地跑下第六十六街通向中央公园的台阶，拐了个弯，发现他就站在远处，背对我斜靠在栏杆上，望着海豹忽上忽下在水里滑行，随后再爬到岩石上。
我停下来--他没有看见我。我可以转过身去，重新走上台阶，不再见他。最好马上就停止，快点儿，我这么决定了，刚要这么做，他转过身来发现了我，我没有跑开而是奔进了他的怀里--奔进了一个大麻烦中。
罗尔德·达尔最近刚和女演员帕特丽莎·尼尔结了婚，她正在芝加哥演出《孩子们的时间》这部戏剧。要知道我不曾和已婚男人发生过关系，我该怎样面对他呢？好吧，没什么，我们可以只做朋友，不是吗？
我们是可以只做朋友，我们是有点像那么回事，结局却并非如此。一开始我在派对上见到他，他就挑中了我。他高傲，固执，对所有人都带着优越感，所以他觉得他对我的这种态度准是大大的恩赐，我很快发现了这个。他的这种态度正是许多英国人对美国人都有的。我想许多英国人都不是真的喜欢我们。他们令人着迷，却是以那么一种令人爱恨交加的方式。是的，他一心只想自己，因最近在短篇小说上取得的成功而显得更老练，那些小说曾刊登在《纽约客》上，现在编辑成书，书名就叫《某些像你一样的人》，城里每个人都在谈论这本书。
我注意到，像他那样的人只会对我这样的人感兴趣。他第二天打电话给我问何时能再见面时，我愈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曾在派对上热烈地讨论绘画，他有兴趣看看我的作品，所以他会来我的画室喝下午茶，吃点脆圆饼，和我谈论更多有关艺术的话题。
第二天，他参加一个图书巡展没有打来电话，但是来了一封信。一见到信封上我认识的笔迹，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我知道信是他写的，虽然我们还没有接过吻。信中他写道，走要休斯顿的大街上，他想像着我就在他身旁，我们停下来在树下接吻。他的这种表白方式让我很受用--本来他就是个作家--但我又开始为再见到他时会有何种感觉而害怕。之后是更多的来信，后来他回到了纽约，我就走在了去中央公园和海豹以及大麻烦碰头的路上。
他对每件事都有明确的观点，虽然大多数我都不赞同，但还是假装赞同地频频点头。如我所说的，他不喜欢美国人，但明确表示他对别人的这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并不把我包括在内。为什么这听上去有点像别有用心的阿谀奉承呢？他想上床，我也想，但我们没有。我不让自己冲动，就像受到禁令压抑的年轻人。因为我怕一旦我们上了床，我会真的迷失了我自己，有许许多多东西令我害怕......。
他把用他那只神圣之手写出的作品手稿展示给我看，这令我很意外。“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故事吧，”他建议道。
我选的那个故事还没有出版--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他认为我该像其他那些有上进心的美国人一样，选《某些像你一样的人》，因为它最有名，又被选作了书名。他带我去马其饭店庆祝，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递给我几页纸。它们用一根细线拴在一起，细线上悬着一只漂亮的灰狗，那是一把给怀表上发条的古董钥匙。哦，爱人的礼物带来一阵激动的颤抖，无论那是什么，礼物是大是小，都具有纪念物所特有那种神奇魔力。（真奇怪，后来我不经意地在抽屉里找到它，竟然发现它对我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了。）它似乎带着某种标志和征兆，在有节奏地晃动，那意味着什么呢？随着那种节奏，我默念着是--不是--是--不是。他送给我的雏菊--你相信吗？--我拿来占卜，撕下每一片花瓣：他爱我，他不爱我。（注：西方少女常用雏菊占卜爱情，一边扯下花瓣，一边默念“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最后一瓣念到哪句，就代表占卜的结果。）
就在他妻子要从芝加哥返回纽约之前，他请我去他们住的公寓，地点在西区，正对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动心了，又很犹豫--不，不要打开那扇门。但我还是那样做了，我发现自己（我知道会是这样）成了他们夫妻亲密生活的闯入者：桌上摆着他们的结婚照，衣夹上挂着与我身材同样尺寸的礼服，另一张桌上放着写有她名字的邮件，一个银相框里装的是一张满面笑容的妇女的相片......是她母亲？还是他母亲？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过的“老母亲”。看到那张特大号的床和缀满花饰的被褥，那种感觉很怪异。更使我惊异、害怕的是，他试着把我拉到那张床上去，尽管他知道我不会答应他。
“来，我有样东西给你看。”他坐到书桌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只黑色皮质的珠宝盒，用他贯有的缓慢语调向我述说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它多么精致，多么珍贵，他是如何在詹姆斯·罗宾森商店发现它，并清楚地知道它正是他要找的东西，等等，我坐在一旁听着，就像一块在阳光中融化的白脱，因为我知道那是给我的。“把它打开。”他递给我盒子，里面天鹅绒衬布上躺着一枚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而饱满的珐琅彩三色堇胸针，中间镶着一粒钻石，闪烁着紫黄色光芒。我把它放在掌心上，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哦，罗尔德，我，我......”
“你认为帕特会喜欢它吗？”
我赶快笑笑，点点头，哦是啊，当然啦，然后我们出去来到街上，一起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好像呼吸有点困难--是呀，要想从一只干了的柠檬里挤出汁来是很难的：“你是我......知道......的......最好的......人......但是......”
“她会喜欢它的，”我再次说道，很快转过身，朝前走去，把他一个人留在人行道上，我快步穿过公园朝家走去。
许多年之后，当帕特·尼尔和罗尔德·达尔正在闹离婚期间，我请她到我南安普顿的家过周末。星期六晚餐时，她就别着那枚三色堇胸针。我没向她提及我以前见过它。很显然当她演出结束返回纽约后，罗尔德和她谈到过我：我是怎样在她离开期间追求他的，但他拒绝了--你算抓到了要点。我是追过他，可我任它过去了，任一切悄然逝去。正如我的爱尔兰保姆多多曾经说过的那样，“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留在耶稣丢下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