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一个女继承人的内心世界
作者：葛洛莉娅．旺德比尔特
有次我们在“肯尼斯”美发沙龙不期而遇。她随即问我，“你有空吃午饭吗--随便哪儿来个三明治怎样？”如果那天我穿的是红色“阿道尔夫”名牌而不是毛衣、裙子的话，我会答应她的。“哦，真希望去，可我还有事儿呢。”我这样回答。现在看来这有多荒谬；如果当时我做了不同的回答，也许又可以发现一个朋友。
“亲爱的，该做出真正的承诺了，”杜鲁门边说边狡猾地四下张望。我有兴趣吗？好吧--也许。我对自己说，听听比尔对一个电视节目的评价将是一件趣事，我新近在这个电视节目上露了面。(哦，葛洛莉娅，你怎能这样！)所以，几天后，我和比尔·帕雷就单独待在了他CBD公司的私人放映室里，观看电视节目录像。那是我和阿特·卡内一起制作的节目，名字就叫《非常重要的人》。显而易见，比尔可不认为屏幕上的东西有多重要；我试图与他保持距离的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更吸引他。
杜鲁门当然期待着知道事情的全部。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星期后，我们又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还有新闻！结果并不太多。他在帕雷家度了周末。芭贝显然对比尔相当恼火。而比尔，当他与杜鲁门私下在一起时，想要知道全部的东西--我怎么谈论他的，等等等等。杜鲁门再一次这样说道，“亲爱的--这次你非得表下态了！”
我再次与比尔单独见了面，地点在里吉斯大街他和芭贝的住所。那是一套街角处的公寓，比利·鲍德温用佩斯利螺旋图案、鲜艳的宝石色装饰整间公寓，到处摆着美不胜收的物品：中国瓷碗盛着干花，布里斯托尔蓝花瓶里装了甜豌豆，一个法贝热(注：俄国珠宝首饰工艺设计家，由他精心制作的复活节彩蛋是各国皇室的收藏珍品。)复活节彩蛋，随随便便地摆在桌上。那是一种纯粹的奢华，我这样想着，在炉火边一张椅子里坐下。比尔从厨房拿了半瓶香槟回来，伴随着“呯”的一声，软木塞跳出来。就像个满脑子计划的孩子，他开始和我谈起等他和芭贝从牙买加过完圣诞回来以后，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将要做的事情。我起身来到窗前，朝下望去，第五大道上人流熙来攘往，车水马龙。我想要离开这儿，回到下面的真实世界中去。不，这样做根本没用。我准备离开，本来该是平静、理智、文明的告别，突然变成了一场法国式闹剧。我发觉自己被人追赶着四下逃窜，围着沙发、椅子，进了卧室，再跑了出来。这真滑稽，不过在当时，情况却不是这样，我只想快快逃离此地。
第二天杜鲁门打来了电话。
“我想我没法表示赞成。”我这样对他说。
马龙·白兰度
看完影片《码头风云》，我疯狂地爱上了马龙·白兰度。谁又不是呢？他那么不善辞令，又那么机敏，那么女性化，又那么富有男子气概，所有这些都令我痴迷。我和女伴罗塞尔·赫德坐在黑黢黢的电影院里，眼睛死死盯着银幕，被他深深迷住了。是的，那个男人就是为我准备的，我这么想着，恨不得马上离开电影院去给西海岸的卡罗尔打电话。她认识他，甚至和他约会过，还坐着他的摩托车在纽约兜过风。
可当我打去电话时，她那头老是占线。最后我终于打通了。“亲爱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刚和他通过电话，”她说道。“我马上就飞过来。”我回答她。
随后，我就坐到一趟飞洛杉矶的航班上。
她到机场接我，当晚我们就要去他家吃晚饭！这么说说都使我即刻产生了满足感。我把自己最好的那件“诺瑞尔”礼服匆匆塞进了行李箱，那是一件红色纱丽样式的镶金丝边的礼服。去白兰度家赴宴这么穿实在太考究了，结果发现那是个厨房里的小聚会--马龙的姨妈，卡罗尔，马龙本人，还有我。卡罗尔摁门铃时我站在那儿，膝盖直哆嗦，表面上却是一副平静、淡漠、泰然自若的样子。
他就在那里--内容比我所能想象的一切还要丰富。当然啦，我眼中所见的他与真实的那个他根本没有一点儿关系。如果利奥普德是上帝，他就是宙斯。我头一晕，集中所有注意力以免摔倒在硬石头路上。
晚饭时我们谈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在吃甜点冰淇淋和小甜饼时他对我说的话，“你有日本人的皮肤。”是的，没错，日本人，我真想尖叫--日本人，这都是为了你。我却只是凑趣地笑了笑(我希望是)，然后转开了视线。几个钟头过去了，马龙的姨妈走了，卡罗尔走了，我还留在那儿。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听起来就像一部浪漫小说，不是吗？也许吧，因为一旦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噢，我都不知道自己正写到哪儿了，然而无论如何……在他的卧室里，床头柜上的银相框里有一张10×12英寸大小的绚丽照片(他本人的)，那是为他的新片《黛丝丽》拍的宣传照。紧挨相框的那部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女朋友打来的，毫无疑问)，而后又没了声音。夜色中只有灯光时隐时现，时隐时现，仿佛黑暗中闪烁的荧光。
第二天一早卡罗尔来接我。
等我坐进汽车，马龙把他的嘴唇贴在隔在我们中间的车窗上，我也这样回应他。窗玻璃没被压碎，惟一被压碎的却是我那颗怦怦跳动的心。整整一天，他没有打来电话。我在卡罗尔的房子里闲荡，等着电话铃响。我们默默无言地为当晚要举办的派对做准备。我应该给他打电话吗？还是请她给他打？不不不，绝对不要。还是等等吧。他会在派对上露面吗？是的，他会的。但是他没来。金·凯利却跳着舞进来了，唱着《雨中曲》，那是我的心在下雨，虽然它已振作了不少。我再次穿上那件不走运的红色纱丽样式的“诺瑞尔”礼服。金不停地叫我“波斯公主”，我们渐渐离开大家，去另一间屋子接起吻来。与此同时，卡罗尔和其他客人则在钢琴旁边胡闹。贝蒂·康登和阿道夫·格林也在那儿，等金和我又回到大家中间，贝蒂·巴考尔正在唱《小小忧郁女孩》，描绘的正是我此刻的心境。我疯了似的四处张望，他人不在。时间已晚，所有人都起身散去。第二天我也要走了，回纽约，心里空落落的。我还能听到他的消息吗？
消息来得比我想的还要快，就在机场我准备登机前。他从卡罗尔那里得知了我的航班，就在我将要登上飞机以前，他在机场电话亭打来了电话，“谢谢你给我的柔情，”他说道，“我也是，”我满不在乎地回答，心里却隐隐作痛。
回到纽约后，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我陷入了失望中。我不停播放耐特·金·科尔的那首《无法忘怀》。一成不变的旋律一遍遍响起，抚平安慰了我的心--看在上帝的份上，葛洛莉娅，关掉吧。可我无法停下来。我被卷入了一件虚无缥缈的事里，无法摆脱那种魔力。
虽然这次短暂的洛杉矶之行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但还是给了我勇气。我再也不会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再也不会把自己的隐秘内心奉献给任何人(甚至是宙斯马龙)，就像我曾经献给利奥普德的那样--不，再也不会那样了。
我得鼓起勇气面对利奥普德，即便他对我说，“我永远不会让你走”；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我还以为他就是上帝；即便是再回到那上了锁的鸟笼里，因为我相信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我想应该以别的方式让他理解我。我拿出苏格兰威士忌，喝了好几大口，把安眠药片(可能是“速可眠”)吞进肚子里，然后回到书房，他正专心致志地坐在书桌边，我对他说如果不给我自由，我宁愿死。
他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很震惊，赶忙找来了医生。当医生赶来要把我送去医院时，我并不感到惊慌，他也没有就此吓得还给我自由。第二天我唯一迎来的自由，就是头疼得直冒金星。
我头痛得厉害，脑子里乱作一团，就像热煎锅里的豆子--发生了什么事？在哪儿？和谁？怎样了？--直到接到一个电话，那种可以改变你生活的电话，纷乱的思绪才被打断。
电话铃声响了两下，我抓起听筒--是朱尔·斯蒂尼打来的，告诉我弗兰克·辛纳特拉在城里，想要见我。好的！好的！我飞快地从“煎锅”里跳出来，像是一只敏捷地跳到树上的松鼠。一个星期后，我带着孩子们出走了，离开了格雷西广场10号，住进了大使饭店。
弗兰克·辛纳特拉
弗兰克·辛纳特拉像个爆竹，蹦进了我的生活。他签约“科帕卡巴那”夜总会，来纽约工作一段时间。这家夜总会紧挨着福尔汀酒店，我外婆南妮·摩根就住在那里。我想象着我坐在“科帕卡巴那”听弗兰克唱那些令人心乱的歌：“现在两点三刻/除了你和我，此地没有别人。”此刻，外婆就睡在隔壁，噩梦不断。我一时心血来潮，真想马上跑到她那儿去……可是要是我敲她的门，她听得见吗？
影片《从这里到永远》令辛纳特拉东山再起，取得巨大成功，与此同时，他和妻子女演员艾娃·嘉德纳也分居了。他再次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与那些迅速蹿红的明星一起冉冉上升，并带着我一起冉冉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小报上的花边新闻--不折不扣的谣言。可我根本也不在乎。即便我看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大字标题，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打从孩子起我就上过报纸，我很少看那些关于我的新闻，这次我也不会打破惯例。
我逐渐了解了弗兰克·辛纳特拉，开始以一种和充斥四周的各种有关他形象的描述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作曲家哈洛德·阿伦，出于对我的迷恋和保护，担心我会受到伤害，对弗兰克这样说，“赫姆，善待那些脆弱的”(他们总是互称对方“赫姆”)。事实上赫赫正是这样的--不仅友善，既温柔又甜蜜，对我显示了足够多的关注，罗曼蒂克的关注，以及对我将来的规划。一起去巴厘岛的计划，有关恋爱的美梦，甚至更好，一起合作拍电影的梦想，甚至最好的礼物--他的制片公司和我签三部片约，其中的有一部将是《十一罗汉》。我们共进晚餐的好几个夜晚，他谈论自己，吐露心中的矛盾，就像一个维持平衡的天平，一边是黑暗的黑手党，另一边是光明的克拉克·肯特，黑暗与光明，朝上抑或向下，一边要把他拉向黑暗，但最后总是克拉克获胜。
我们常和女演员琼·布隆迪还有体育版专栏作家杰米·坎农进行四人约会。弗兰克和杰米谈着自己，琼和我就在一旁含笑倾听。我们去参加音乐剧《帕加玛游戏》的首演时，受到“帕帕拉奇”的追逐，但我不在乎。我是自由的，又活过来了。弗兰克在“科帕卡巴那”的首演时的演唱令我激动地发抖。他唱着那首《伦敦城一个多雾的日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首歌是为我唱的。
他虽然喝酒，我却从没见过他酗酒或对任何人发脾气，一些好心的朋友经常警告我他会那么做。他还送给我礼物。一个镶钻的金手镯外加一句漂亮迷人的诗“来自奇迹和我”。事实就是如此--奇迹来得正是时候，难道不是他解救了我，给了我离开利奥普德的力量吗？没有他我自己办不到。
是的，辛纳特拉用打电话的方式来追求我，围着我的心房兜圈子，我没有让他进入我隐秘的内心，那个最最中心的地方。即使后来他要离开纽约，因为要去澳大利亚巡演而不再打来电话，我也没有觉得太难过。
西德尼·卢梅特
弗兰克不在的时候，理查德·埃弗顿为一个慈善义卖来给我拍照，他对我说：“我想让你见个人：西德尼·卢梅特，一个导演。他刚与党员妻子丽塔·甘姆分居。我想你们彼此一定有东西可以给予对方。”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导演--也许我们能一起工作（就像嘉宝和斯蒂尔？）。做这样的梦真有趣，不是吗？干吗不呢？
一星期之后，埃弗顿和妻子伊芙莲在家中为格蕾斯·凯利举办了一个舞会。我有好几件颜色各异的无袖短礼服，绸缎面料，纤长的腰身，菲兹杰拉德书里的那种款式，跟无带浅口便鞋搭配着穿很好看。那晚我选了件木莓白兰地酒色的衣服，弄松了头发，去参加舞会。他就在那儿等着我--西德尼·卢梅特，把我像个泰迪熊那样拥入怀中。和他翩翩起舞时，我能感到发自他灵魂深处的那股活力，犹如一丝丝温暖的蜜糖渗透到我身上。那就是爱情吗？当他告诉我他不得不去和一个经理人见面时，我心中感到一阵恐慌。我想他不会回来了。
“我拿红玫瑰和你打赌，你不会再回来了。”我对他说。我敢肯定经理人那儿一定有个迷人女孩在等着，而他将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可他竟然回来了，还带回了一朵红玫瑰（跟我的礼服一样颜色），而后我俩一道离开舞会。自那刻起我们形影不离--那么如漆似胶，连朋友们都很难插进来。可这样最好，我们只想独处。
西德尼本不想再和一名女演员产生恋情，他也知道我正朝当女明星的方向努力。可等我准备飞去洛杉矶和辛纳特拉拍电影，他来机场跟我道别时，他意识到那些都算不上什么了，因为此时此刻，我已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他，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他。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这么多的爱令我筋疲力尽，我不知不觉的在飞机上睡着了。醒过来时，我发现飞机起飞时坐在我边上的那个陌生人已经被某个耍诡计的人掉了包。约翰·休斯顿导演向我做了自我介绍。整个旅途中他那么令人着迷，我却被他的舌头吸引住了。他舌头的那种粉红色就像“泡泡吸口”牌冰棍的颜色，我忍不住一直盯着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