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河流之蓝
作者：陈丹燕
“她将在这安静的河边，继续生活在战火连天的童年之中。”我说，“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要不是弗洛伊德，也许我的写作不会从童年故事开始。
当年向我形容蓝色涟漪的瘦高青年，在我第一次去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商人了。他仍旧瘦高，但已经开始有了肚腩。他对自己的肚腩有些骄傲，所以特地用吊带来代替皮带。也许他不习惯挂在双肩上的松紧吊带，也许他十分欣赏它们，中国男人几乎不用这东西，它们看上去有些异国情调，他常常用拇指钩起它们，“蹦”，将它们轻弹在自己的身上。
那时，距离那个寒假，也已经有十年。我在香港转机到欧洲，他陪我去百货公司买音乐会用的黑裙。一进崇光百货，他就带我直接上最顶一层：“好牌子的减价品，都在顶楼。”他说。
“我四月要去维也纳呢。”我对他说。
“能看到多瑙河了。”他笑了一下。可那个笑容，有些自嘲似的，那是成熟男人的笑。
他在市声汹汹的湾仔，送我上电车，车站在马路中央，四下里都是忙乱着奔向前方的人与车，红绿灯那里，当红灯翻绿的时候，“哒哒哒哒”，急促的声音就响了起来。那是为方便盲人过街，但那声音里，却给我无限的茫然与紧张。他在车下，仰着脸看我，长长地挥了挥手，像一朵起伏过的浪花那样平复了。
“你累了吗？”女教师问我，因为我沉默了。
“没有。”我说，“我又想起了许多事，也许我应该在这里写本回忆录。”
“回忆录”这个词，对她来说肯定太自大了。她回过头来，怀疑并责怪地瞥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有些寒气。
在上海某个晚上的某个家庭舞会上，为了让灯光柔和，主人将旧报纸罩在赤裸的灯泡上，屋中昏暗，不一会就能闻到纸张的焦味，那是劣质的新闻纸被灯泡烤焦了。女孩子们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勇敢地穿着薄薄的裙子和松松垮垮的上海产连裤袜，将冰凉的手放入舞伴的手掌中。等暖和过来，手指的皮肤会剧烈地发烫。
他们彼此小心翼翼地搂抱着对方，同心协力地判断着舞曲里的拍子，“1——23，1——23，起！”他们像小船一样滑入圆舞的节奏之中。
“春天来了，春天多美好。”那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男孩子们歌声，那盘卡带不知道已经拷贝了多少次，声音几近扁平，但在我的印象里仍旧如同天籁。那时我十九岁，刚上大学，以一枚白底红字的校徽为荣。
和我跳舞的那个男孩是谁？我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越过他的肩膀，我看到在被旧报纸遮暗的灯光里，人们跟随音乐摇摆转动的身体和陶然的脸，大多数人都微微合着眼睛，不知所措的害羞和惊喜，清澈和忘我，就像站在天堂的门口。他们大多数人都长着团团的圆脸，一派从封闭的农业社会里成长起来的青年的忘情。
那是阴霾重重的四月，奥地利比香港真冷多了。寂寞礼拜天的上午，维也纳旧城区灰色的天空中响彻着天主教堂的钟声，那情形，和西蒙和格佛克尔歌中唱的一样。旧兵工厂附近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没有行道树的窄街的两边，泊满了汽车。我按照地图的指引，找到了多瑙河。
沿着灰色的，平淡无奇的河水漫无目的地走着，看着一条白色的游船带着穿墨绿色呢制服的，红光满面的游客们在游河，圆舞隔着河水隐约飘来，带着某种脑满肠肥式的抒情。我不知道怎么对付内心的失望。城市公园里，施特劳斯拉着一把小提琴的金像，显然对我来说太花哨，太得意，太浮华，太市井，太耸动。他面对着的华尔兹广场上，匆匆而过的行人，让我想起弗洛伊德书里的“鼠人”。他背后的多瑙河，细细地淌着，流进一个桥洞，经过巴洛克风格的白色石亭，那的确是灰绿色的水波，如同大多数河流那样。
我和前来寻访的游客一样，站在被紫色风信子围绕的施特劳斯金像前，对着自己的照相机微笑，照相留影，装出梦想成真的，合乎逻辑的愉快。
“笑啊，笑一笑。”拿着我照相机的人从镜头里望着我，那是个挑剔的人，他觉得不够好，哪怕是别人的照相机，别人的胶卷，别人的脸，也按不下快门。
我知道自己笑得丑。
我的内心分裂成好几个人，一个怨怼失落，不肯笑；另一个企图融入现实，要像牙膏广告一样地笑；还有一个袖手旁观，好像专门负责旁白，简直就像在演《爱德华大夫》。
我知道自己钻进了牛角尖。以后每次去维也纳，都到金像这里来报到，然后站在同样的位置，将自己的照相机交到一个也来这里照相的游客手里，请他为我照一张像。要是那是个敷衍的游客，没说“笑一笑”，就照好了像，我会忍不住纠缠说：“哎，再照一张，保险点。”偶尔有一次，将那些年来在金像前的照片并排摆好，看金像边上的树，一年年长高了，使金像显得矮了。看照片里自己总是游移的笑容，头发在照片上长长短短，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放过这尊花哨的金像。
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在解禁后的第一次舞会，是在河东食堂里举行的。食堂里还留着晚餐的洋白菜气味，我记得。学生会的组织者，早早地将油腻腻的长条餐桌和长椅子搬到墙角堆着，空出地方来。食堂的灯本来就不亮，食堂的窗子还是五十年代留下来的木窗，风吹雨淋，发黑变形，早已关不严，临时接上的音响声音很闹，地上有点粘乎乎的，是常年积下来的油垢，一个学生会的男生急中生智，从厨房取来一碗细盐撒在地上，然后他将自己的右脚贴着地面向前蹭去，他的沪产皮鞋底沙沙响着：“好了，迈得开了。”他对我们大家宣布。
同学们很兴奋，也很矜持，既不肯让人看出来自己已经学会跳交谊舞了，不像认真读书的学生，但也不肯让人看出来自己不会跳舞，那样老土和呆板。第一支舞曲响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远不近地站成一圈，将中间空出来，谁也不邀请别人跳舞，都禁不住傻傻地笑。
施特劳斯的圆舞在食堂里回旋着。刚开始，音乐带来了舞会的气氛，但渐渐的，它成了催促，大家站成一圈，只管听着音乐，数着里面的节拍，谁也不动，气氛就有些紧张起来。学生会的同学最先受不了，他们开始动手拉人：“开始跳舞了啊，大家下来跳舞啊。”被拉到的人拼命挣开，有人吃吃地笑，有人却半羞半恼的。在音乐声里，大家推推搡搡的，那情形，开始变得愚蠢。“你们先开个头呀。”有人回手，将学生会的同学往场子里推。
那对勇敢的人，终于半推半就地站在一起，他们将一只手郑重地握在一起，平平地举起，像一对小鸟一样侧着头，分辨某一个三拍的重音，准备开始。可是施特劳斯的曲子，常常拍子不那么明显，他们等了好久。
他们等待的样子，真的让人心焦。所以，当他们终于跟上了拍子，开始小心翼翼地退进，生涩地旋转了一小圈，可居然还跟上了，没有拉下拍子，也没有踩到对方。大家真的长长舒了一口气。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敢看我们，也不敢看对方，他们脸上似笑非笑的，晓得不可板着脸，却也不好意思笑出来，也许根本没有笑的心思。他们的脸尽量地庄严和抒情，像欧洲文学史必读书目里描写过的那些舞会里的人一样，渥伦斯基和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和朱丽叶，还有普希金的长诗里描写过的那些舞会。但是他们的脸上有着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才有的勇敢和懵懂，以及仿佛恼怒般的害羞。
慢慢的，食堂里挤满了跳舞的人们，细盐在一支支舞曲中沙沙作响。细盐也在我的鞋底沙沙响着。我在心里长长舒了一口气，我的舞伴几乎不会跳舞，他的手心里全是冷汗，他的呼吸里就有炒洋白菜的气味，但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在音乐中晃动着身体，我终于也可以在施特劳斯的舞曲里跳舞了。这对我来说，标志着终于开始了正常的人生。“施特劳斯跳华尔兹，陈丹燕也在跳华尔兹。”二十岁的我，心里曾这样释然地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