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河流之蓝
作者：陈丹燕
餐馆外面的土坡上，我坐在那里画过张着蓝旗的码头，
漫长的黄昏里，有个带着四个孩子的男人过来与我讨论瑜伽问题，他的孩子们到河里去玩，大的带着小的。
对着土坡有条通向火车站的小路，沿着河。虽然远些，但是景色优美。我送克劳迪亚回维也纳，就是从这条小路去的，
我们说着我正在写的故事，故事里有两个不快乐的上海女孩子，
她们的不快乐，是因为她们年轻的生活里，有着重重历史的阴影。
我们一路上感叹着历史对一个人的生活的持久的影响。
我向克劳迪亚介绍四周的景色，
指给她看树丛后面隐现的多瑙河，
在河湾里，有天鹅的一家。
克劳迪亚听着听着，笑了：“你对这里的爱，让我想起我对俄罗斯的感情。”
火车站是那么小，世纪初的旧火车在这样的小站停。
深夜我坐末班车从慕尼黑回来，
火车在漆黑的田野里走走停停，风里有丁香的气息，
车厢里的红色椅子，随着火车扭动着。
靠站前，火车经过一座1900年代的铁桥，隆隆地响着，
月亮在河水上一片片地淌过来，那真的是银色的涟漪，我将头伸到窗外去仔细看过。
这次肯定没错。
我早上九点开始写作，到下午三点。然后吃东西：总是菜头煮咸猪手，这是南部德文的地区最容易做好的菜，还有加了熏衣草籽的意大利面包。胃里一旦有了热热的食物，人也就满了，思想开始迟钝起来。于是躺在床上读书。然后，再开始写作，到六点。
安静的房间里，上海一家人的故事与上海的历史紧紧纠缠在一起，在空气中激烈地上演，上海多云天空下灰色的街道，弄堂深处多年失修的旧房子，还有房子里面的生活，生活中躲藏着的意义，意义之中的是非曲折，曲折中呈现出来的上海人对西方世界复杂的感情，都浮动在我四周说德文的人们的寂静里。
那种寂静，听不到一点点生活琐事的声音，没有人叫卖，没有人大声交谈，没有人用锤子敲钉子，没有孩子的哭声，没有吵架，一切井井有条。只有我厨房的冰箱在启动时，发出“扑达”一声。里面冰着我的咸猪手，冰激凌和一包浸过水的新丝袜。在那样的寂静中，陕西中路上的红房子西菜馆里，范妮和简妮正不停地勾心斗角，她们一点也不知道彼此是最亲的同类，正前赴后继地走向困境。
她们还在上海等待去美国的签证的时候，范妮在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换上夏天才穿的薄裙子，配着秋天的薄呢大衣出去参加家庭舞会，她早早地打扮好了，在没有暖气设备的房间里冻得皮肤青一块紫一块的。那时，上海即使再冷，最时髦的女孩子也敢就那么站在街口等出租车。她们在寒风里轻轻发抖，但始终挺拔地站着。范妮从来不肯带简妮去跳舞，她不让简妮有机会冻一冻自己，在那时上海的冬天，能这样打扮起来，有地方去过西方节日，是某种人群的标志。范妮知道简妮拼命想要成为这种人，她可不愿意成全她，她认为简妮不配。
上海往事在多瑙河无声的细碎波光里闪闪烁烁，范妮和简妮都长着上海女孩那种清秀而精明的脸，她们可以说是清高的，但不纯洁。常常我不得不停下手来，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残酷却不崇高的长故事。从树叶后面眺望着多瑙河，它在摇曳的缝隙里闪烁着不确定的蓝色，淡淡的雾气，像塞尚的画，在初夏临水处的雾气里，连树影都变成了蓝色。寂静有时被驶过铁桥的火车打破，对自己身份的确定，本是形而上的问题，但在这对姐妹身上，身份认同的危机竟毁灭了她们的人生。这便是上海人的故事。
六点以后，我出去散步，再找一个小餐馆吃饭。一间河边的餐馆，是用旧谷仓改成的，1996年的时候，我和朋友特地从维也纳到这里来看多瑙河，下午在这里喝过酒。2001年的时候，我来这里开朗读会，和一群小说翻译的朋友在这里吃过酸菜烤猪排。餐馆的墙上，挂着多瑙河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河水，蓝得与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记得有一次点菜的时候，遇到的是一个饶舌的酒保，就势问他，为什么照片上的水会这么蓝。
我的本意是想问，是不是有些时辰，河水会蓝成这样。我愿意这么想，即使是我来过许多次，这许多次里都没有看到过蓝色的水，但那也是因为我的运气不好，而不是河水不蓝。但是酒保笑得脸红彤彤地说：“哈，那是他们在照片上加了颜色，为了它可以像旅游者想象中的一样蓝。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蓝的水。”
“完了，你色盲了！”我丈夫对着一河的水叫了起来。我们在克莱姆斯的河岸上散步。那年初夏，他在卡塞尔看完文献展，来我这里歇脚。临行时，他问到我这里能干什么，他喜欢维也纳，或者柏林那样的大地方。
我说：“这里可是《蓝色的多瑙河》里描写的地方啊。”
“真的是蓝色的？”他问。
“在阳光下特别蓝。它会变颜色的，就像欧洲人的蓝眼睛，在某些时候蓝眼睛是灰色的，但某些时候就很蓝。”我在电话里说。
“怎么不蓝，明明那么蓝。”我反驳他。
“哈！”他短促地笑了声，凡是他断然不同意的，他便这样笑。
“怎么不蓝了！”我追着他问，将他的墨镜摘下来，“你戴着这种盲人镜，当然看什么，颜色都不对。”
他笑嘻嘻地说：“你忘了我的墨镜是滤色的，戴着它，还能看出点蓝的意思。好了，现在是一点点也没有了，连绿都不绿了。”
“不许笑。”
“你还是个作家呢，文艺理论学过吧。”
天鹅贴着水面飞过，那也是在电话里我对他形容过的。它们飞过我们的头顶，留下拍打翅膀的有力的声音。歌词里也曾写到它们白色的身影。
“天鹅。”他表示同意。
“才不是，是野鸭子。”我大声说。
克莱姆斯河岸上，有一段很热闹的地方。过了码头，过了桥，就开始安静下来。土路上，一路长着像柯罗油画里面那样高大古典的树，还有高高的野草，野玫瑰。我带了席慕容的书到那里去读。写《七里香》时的席慕容，是清澈的溪流，在年轻时涓涓地流着。那时我不认识她。等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奔忙在故乡路上的席慕容了。我们见面，总是因为她路过上海到蒙古去，或者上海博物馆展出蒙古的文物，她来看展览。我们见面，总是与她的故乡有关。她这时发现，自己的生命中居然还有一个浩淼的大海。从二十年前我读“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什么人，请一定要温柔地待他。”，到现在读“当我停了下来，微笑向天空仰望的时候，有个念头突然出现，‘这里，不就是我少年时的父亲曾经仰望过的同样的星空吗？’猝不及防，这念头如利箭一般直射进我的心中，使我终于一个人在旷野里失声痛哭了起来。”我为她感到幸运，不是每个作家都可以遇到溪流，也遇到大海的。
席慕容很诚挚，她可以担当得起这样的转变，或者说命运。
一见面，她就是不停地说蒙古，从桌上随便找到一张纸，就画博物馆里蒙古的玉器给我们看，一说到蒙古，她的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流，常常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她终于找到了家乡，但是却知道永远都回不到她真正的家乡去了，她妈妈乡愁中的千里松漠已经一棵松树都没有剩下，她爸爸的家已经成了废墟，她心目中肥美的草原其实是风沙滚滚的荒漠。但是她回家，却有族人千里相迎，滚滚黄土坡上，有人端着奶茶，有人带着酒壶，有人为她隆重地穿起蓝色的蒙古长袍，牵着马，有人为了这样的相见泪水涟涟，端着一碗酒，却久久说不出话来。她的家乡这样竭尽全力将她迎入怀中。
记得我曾经要求过，要跟她一起回蒙古去。到底何处是我的家乡？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的祖籍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在上海长大，我一直觉得也许我的家乡是在欧洲的什么地方，但这是荒唐的。有家乡可以回的人是怎样回家的，我很好奇，也许还有羡慕，就像小时候看新娘子。记得那时候席慕容不置可否地向我笑，我才知道自己的要求真过分。那是别人神圣的回乡路啊，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