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河流之蓝
作者：陈丹燕
靠近克莱姆斯和瓦豪这一段多瑙河，因为美和古旧，是世界文化遗产。
旧城的大小旅馆里都有租脚踏车的业务，
客人在小旅店住下，
租了店里的脚踏车，
沿着河，
骑到哪里算那里，反正到处都是奥地利最古老的美丽风光。
河岸上，到处是高大的樱桃树，大树四周的地上，落了一圈通红的熟樱桃。用裙角擦一擦，就可以吃了。
山坡上到处都是葡萄园，还有卖新鲜葡萄酒的小铺子。
河岸后面，一个个古老的小教堂里装着几百年来的祈愿和感恩。
这一带，应该就是施特劳斯写下《蓝色的多瑙河》的地方。
“晚上，他的情人跟着马戏团上船，离开这里，离开他。他到河边去送她，他们知道这样一分开，是永远也不会再见。电影里，多瑙河上，船渐渐开远了。他就在多瑙河岸边坐了整整一夜。清晨醒来，看到有个姑娘在河里取水，阳光照在河面上，蓝色的涟漪在河里一圈圈荡漾开来的时候，音乐声起，这音乐，也就是那支《蓝色的多瑙河》。”
他说着，将手臂水波一样地起伏着向前推去，就好像人们旋转时跟随音乐而倾斜的一侧肩膀。他的那个手势，很像维也纳城市公园里施特劳斯金像的姿势，那也是一种身体跟随圆舞的旋律忘情旋转的姿态，但在我心里，他这样做，就是旖旎，而施特劳斯的金像也这样做，就是花哨。
他容光焕发，挺直了北方青年硬朗消瘦的躯体，热烈地看着我，好像他就是那个终于成功了的奥地利圆舞之王。
他趁我寒假的时候来看我，每天给我讲一个他看过的外国电影。某一个上海阴霾寒冷的下午，他开讲《翠堤春晓》。那长长的一个人，长长的手臂，手舞足蹈，扮了奥地利皇帝，又扮施特劳斯，还要负责场景解说和背诵旁白。
“那时候，施特劳斯已经功成名就，接受奥地利皇帝的接见，他来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那种巴洛克式的宫殿，你想象一下。这时，奥地利皇帝对他说：‘我是奥地利的皇帝，而你，是奥地利的圆舞之王。’然后，皇帝拉开窗帘，将施特劳斯带到阳台上，圆舞的音乐响起来，阳台下面的广场上，到处都是跳舞的人，就像海洋那样波澜起伏。贵夫人的大裙子转得圆圆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我家那间小小的，铺着蓝色地毯的房间容纳不下他，他常常一转身就撞到了家具上。那些是上海七十年代暗暗流行的捷克式家具，带着东欧社会主义后期创伤累累的讲究的遗风。
“施特劳斯在皇宫的阳台上，听了听，那支响彻云霄的圆舞，就是他的《蓝色的多瑙河》。”
他扶住被撞得有些摇晃的蜡克书橱，里面装着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还有一整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以及《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那都是我的书。它们像新进城的农村孩子那样，簇新而简陋，喜气洋洋。
但是，即使是在克莱姆斯，多瑙河的水还是不够歌词里面唱的那样蓝。
那的确是某种蓝。
单薄的蓝色，让人将它误解成绿色，
通常河水都是那样的绿色。
要等阳光灿烂，漫天都是深深蓝色的下午，河水也许会脆弱地倾向于蓝色。
有人在河里划船，无声的扁舟划过河面，
让我想起，在我家后街的红卫绸布店里，戴着蓝布袖套的店员在木头柜台上，用剪刀嘶嘶地剪开一匹绸子。
蓝色绸缎在闪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蓝的。
每天傍晚，我都去河边散步。夏天，漫长的黄昏，河边码头上飘荡着蓝色的旗帜，就表示今天还会有最后一班船经过。有人在河边的道路上跑步，有一条挂着德国旗的船经过这里，向下游去。瓦豪的河岸上，有个蓝色的小天主堂，是再漂亮不过的地方。茜茜公主当年嫁来奥地利，乘一条披挂着哈布斯堡王朝猩红色天鹅绒的大船，沿着这条河，一直到维也纳，她就经过那个蓝色的小教堂。有时我画画，老人和孩子会走过来看，我还交了朋友，一个中学女教师，一个小姑娘，我见到她们的时候，她们正手拉着手。小女孩教我怎么用德文说“教堂”。
“她喜欢我，我们在河岸上偶尔遇到的，她就这样一直拉着我。”女教师为小女孩理了理头发，让她先回家，“这女孩一家是从萨拉热窝来的难民。”
“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家。”我说。
“啊，不。”她否认说。
突然，我理解了那个满口德文的小女孩眼睛里不同寻常的亲热，原来是移民眼睛里的固有表情，一种渴望被接纳，近乎于讨好的表情。小女孩沿着起伏的河岸渐渐走远，碎花的连衫裙旧旧的，软答答地挂在她的肩膀上。在她小小的背影里，能看到南斯拉夫连天的战火。
女教师与我面对河水而坐，她说在小城生活的寂寞，并将一个电邮地址写给我，她没自己的电邮，那是她的朋友的，要是我给她写信，她的朋友也许会通知她。她的英文里有浓重的德文口音，我听了很亲切，我自己的英文也可以说在德国才学以致用，我自己的英文里，还有些不自知的德文词，比如“煤”。在我小时候，学的是毛式英语：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
“哗”，那个中学女教师笑了出来。
“我知道这很蠢。”我说。
“啊，不。”她再次否认，“我只是想起了维也纳的达利博物馆里的那些关于毛的素描。”
我也去看过那些陈列在奥古斯特教堂对面的房子底楼的达利素描。毛像堂吉诃德那样骑在一匹瘦马上，独自面对着一条巨大的恶龙。那是欧洲六十年代对毛和中国的想象。他是那时欧洲激进知识分子的偶像。
天鹅再次低低地掠过河面，那些七十年代的白衬衣，都属于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时代茫然而放纵的少年。中国的老人们，将这一代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的人，称作“喝狼奶长大的一代”。那些少年，当年偷偷聚集在某个没有父母的朋友家，有的带来瓶装的啤酒，有的带来密纹唱片，有的带来自己的女朋友。他们将门窗紧闭，七十年代的上海电力本来就不足，灯泡都是发红的。但他们还是小心地用报纸遮住台灯，尽量不让外人注意这个房间。他们坐在地板上，喝酒，听音乐，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就是标准阿飞。他们兴奋而惊吓地四下张望着：“要是有一天，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这样的音乐，那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他们说。我总是记得他们在灯影里的背影，棉布的白衬衣有很多褶皱，像天鹅的羽毛。七十年代的风将宽大的下摆吹起，像天鹅在多瑙河上飘飘摇摇掠过。天鹅阵经过我们的头顶，这时才听到它们扑打翅膀时沉重的声音。那声音似乎象征着那些白衣的少年的吃力。他们这一生，其实应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吃力。
“但无论如何，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还是很有趣的。”女教师说。
“那是。”我同意。
“从《飘》以后，文学作品里常常出现经历过大动荡的女人，变得非常坚强，丰富，勇敢。”她说，“你告诉我的戴西的故事，也是这样的。你们有理由为自己的经历自豪。”
“所以我说，我们是那些被压力打开了的核桃，我们能闻到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芬芳。要是没有压力地生活，也许一辈子这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怎样的核桃。”我说，“我并不遗憾自己经历过动荡的生活，很艰难地长大。”
事实上，我真的不为自己的经历感到遗憾。奇怪的是，每次当我离开中国，那个禁锢的年代就清晰地浮现。多年以前的小事，某人的侧影，某个平淡傍晚的气味，原来以为早已忘记，此时纤毫毕现。而且，它们只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出现，像大水一样不可阻挡地浸湿远离中国的一切，使克莱姆斯的天鹅都变成湖南路树影里的白衬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