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蒙马特尔高地上的洗衣船
作者：马振骋
诗意的名字，却是一幢破楼
毕加索在巴黎经常身无分文，又孤独无助，就回巴塞罗那父母身边寻求温暖。第三次到巴黎最为悲惨，经纪人见他的画卖不出去，再也不为他代理。他经常谈到自杀，要不是第一位赏识他的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帮他渡过难关——“我们都是绝望的孩子”——他或许真会像卡萨杰马斯那样了结一生。
可他知道如果留在巴塞罗那，他将平庸地过日子，就算饿死也要在巴黎沸腾的生活中饿死——“我从窗口跳下去了。"他勤奋工作，有时一天可以创作三幅画。在画中表现的是体力不支的母亲、病中的妹妹、挨饿的小丑、衣衫褴褛的乞丐——一个失望、遗弃、颓靡、枯竭的世界。
在巴黎的西班牙艺术家里，对毕加索帮助最大的帕科·杜里奥。他是陶瓷艺术家，很早就住进了蒙马特尔，跟高更有交往，藏有许多高更的作品。每次毕加索去探望，杜里奥就拿出收藏，向毕加索逐一评价每件作品的妙处，这令毕加索获益非浅，以后还运用高更的镶嵌技法，创造了一组作品，著名的《鸽子少年》就是其中之一。
杜里奥听毕加索说准备在巴黎住下，就提出他可以住进他的画室，那是在本区的一幢形状奇特的大楼房里。楼已有六十多年历史。1860年是一家钢琴厂，后来又成了一家锁厂。物理学家郎之万在这里出生，他父亲是锁厂职工。1889年，业主请设计师保尔·瓦瑟改造楼房内部，分割成十个工作室，租给正被蒙马特尔吸引过来的艺术家。设计师没动多少心思，只用木板把一楼的空间隔开，完工后成了一座走廊弯弯曲曲、楼梯漆黑一团的迷楼。
楼的造型很怪，建在一个斜坡上，正门号码是13号，面对一个小广场，进门后只有一层，穿过楼梯往下走则还有三层。从后门出来则是斜坡下方的一个小院子。
房屋内部的结构错综复杂，有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出气洞。某个冬天夜晚，一名德国画家爬上屋顶扫除遮住玻璃窗的雪，一脚踩进出气洞，跌坏了腰，不久便不治身亡。
在毕加索租下杜里奥用过的画室时，这幢楼被他们称为猎屋，因为只用木板隔断的大空间活像一间间阿拉斯加猎户的小屋。至于后来怎么会改称“洗衣船”，据说是雅各布看到山坡上的这幢怪楼，窗口挂满晾晒的衣服，迎风飘扬，活脱脱像一艘洗衣船。
这里面的设施少得令人吃惊，没有自来水，唯一的水池在底层，早晨排队取水。没有煤气，没有电（三十年代才安装）。毕加索用一只大煤油灯照明。夜里作画时，他再点上一支蜡烛，沿着画的四边移动，借烛光察看画的细节。
隔板极薄，邻室发生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寒冬腊月，炉子里没有煤的日子，毕加索躺在床上不起来。到了夏天，尽管有过廊风，还是热得令人窒息。毕加索的房门洞开，其他房客经过前面，经常看到他赤身裸体，腰里围一条布，大汗淋漓地在作画。
毕加索的家是一个小房间，放上一张卧榻就满了，朋友称它为“佣人房”。还有一个较宽敞的房间做画室，四面灰墙头，油漆脱落的部位露出斑驳的白粉底。
这间“佣人房”在1906年被毕加索布置成爱情圣殿。这时他已开始跟费尔南特·奥里维埃同居，过着恩恩爱爱的小夫妻生活。费尔南特是他生活中第一个正式交往的女人，此前跟他有来往的只是巴塞罗那和巴黎的妓女。他用安达卢西亚的方式爱着南尔南特，热烈、嫉妒、专横。爱与做画经常都是通宵达旦。
为了保持光线稳定，画室用的是冷色调，大部分玻璃染上了青色。墙上是杜里奥离去时开玩笑画的一张钞票图，祝他财源滚滚。室内乱得简直无法形容，画框沿着墙壁一直堆到床上，用水粉和蓝墨水画的习作撑破大纸箱，地板上到处都是烟头和挤瘪的颜料管。浴缸用来盛放素描纸和杂志。
全部家具只是一把弯腿的座椅，椅腿上还系了一条杂种母狗，一只拿破仑三世式的黑木矮凳，用于梳妆和吃饭。抽斗里还养了一只白老鼠，斗室中弥漫着积尿骚臭，也算是对狗与松节油的味道的抵消。
长榻上覆盖一块石榴红凸纹布，一只西班牙箱子权当作长凳，一只生锈的铁炉，四周堆满冷却的烟灰。还有几个画架和一长溜旧罐头，里面浸着画笔......
“这简直可怕！”画商卡汉姆惠勒五十年后回忆当年情景还忍不住这么喊出来。
波希米亚人的艺术生活与生活艺术
然而这还不是洗衣船里最可怕的住家。诗人马克·奥兰在洗衣船住过一个冬天，没有家具，没有用具，从报馆弄来几堆过期报刊，铺在地上当床用，多余的报刊就当桌椅，睡觉时还当被子。画家胡安·格里斯的房间也相差无几。毕加索还会开一句颇有黑色幽默的玩笑：“他家里还长着一种特色臭虫，可以靠啃铁活下来。”有位作家给格里斯写传记时，怎么也不明白他如何带了妻子和孩子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了十六年；其他画家生活好转纷纷迁走时，他依然只能困居于斗室。1920年他得了严重的胸膜炎，卧床不起，床顶张一块床单，不让雨水滴到床上。
梵·东甘在格里斯以前住过这间房，画室的门开在入口处的左侧，访客一进门就向他打听，因而这间画室有了“洗衣船门房”的雅号。他也是跟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一起过活。画架卡在窗子、摇篮、桌子和沙发床之间，模特赤裸裸地躺在沙发床上让他作画。这个红胡子大汉尽管最初几张画取得了成功，还得给咖啡馆画一些素描，换来养家的一百法郎。逢上卖不出画的日子，就到大街上去卖报或在酒店门前给马车开门。
这些二十几岁的“波希米亚人”生活得像狐狸，逮到一只鸡，狼吞虎咽饱吃一顿，颗粒无收时可以饿上几天，只吃些水煮豆、马铃薯。费尔南特在回忆录中说到，有一天他们的猫从邻居那里叼了一根香肠回来，跳下窗被她抓住，夺下的赃物成了她与毕加索的美餐。有时她在区内小吃店定的伙食送来了，她隔着门对送外卖的青年说她正在洗澡，把东西放在门口，钱以后来付。实际上，他们没有钱付账。
根据梵·东甘的回忆录，毕加索还陪他到过区内布尔乔亚家庭门口去“拦劫”牛奶和羊角面包。他们能够在那里活下去，还多亏了饭店小老板发善心。在日后的那些大量传记中，“朋友埃米尔”、“山屋”、“卡特琳大娘”、“丘岗地的孩子”这些小饭馆的名字，随同他们一起永垂不朽。这些饭店一般都给他们赊账，账台前有块石板，写上赊账的数目，到了二十法郎再不结账，就失去了信誉，不再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餐厅咖啡馆见证了毕加索玫瑰时期和立体主义的兴起。毕加索、阿波利奈尔、雅各布、萨尔曼跟其他顾客（小演员、建筑工人、马车夫、车把式......）挤在靠墙一字排开的小桌前，在嘈杂的人声中高谈阔论。“丘岗地的孩子”的老板阿宗喜欢这些“波希米亚人”，他深信他的那些顾客虽然现在穷，有朝一日定会出头，这样也给他的小店带来幸运。毕加索一伙声音闹得太大其他客人感到不安时，阿宗解释说：“没事没事，立体主义就是这样......这玩意儿就是要人说的！”可惜这位好心的老板只猜对了一半，这些立体主义画家以后的确出头了，而他在他们出头以前就因坏帐太多不得不关门大吉。
诗与画的相互补充
青春与爱情为毕加索在洗衣船的脆弱生活增添了些许欢乐。从窗缝传出的笑声与歌声还是多于叫声与吵架声。毕加索夜间画画，天亮睡觉，要到下午才起床，梳洗完毕，会有朋友、好奇者、客人三三两两地走进他的画室。晴天，他会在门前小广场的井边招待客人，让小孩睁大眼睛看他在人行道上一笔画出一只动物。这种好天性使他终生与朋友和睦相处，除了晚年，因为有第二任妻子杰克琳的挡驾，这才作罢。
住在洗衣船那段时期，毕加索有两类朋友，一类是西班牙的同行老乡，也是来法国闯江湖的，最终很少留下来。其中，贡萨雷斯兄弟教他雕刻；表现主义画家朱洛亚加，跟他探讨格列柯；还有萨巴斯坦，1905年去乌拉圭，三十年后回巴黎当上了他和秘书与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