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走出非洲
作者：朱迪丝．瑟尔曼
铁路建成后，投资必须收回。“开辟白人农场似乎成了偿还债务（如果不能繁荣）的唯一途径。”1902年，东非辛迪加廉价出售了五百平方英里上好的高地，就好像那是一片荒地一样。到了1915年，四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已经转给了大约一千名白人农场主，这个比例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没有改变多少。
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尽管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未开垦的土地，但是开发土地的风险依然很大。这个事实决定了早期拓荒者的阶级地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出身于社会上层，非常怀念“那个他们祖先由于工业革命而失去依靠和责任的世界”。他们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都有充足的理由抛弃欧洲舒适的生活，都有独立的决心，远大的抱负，非凡的勇气以及孤注一掷的倔强，要在边疆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1913年，肯尼亚的非洲土著人口约有三百万。大部分是讲班图语的康巴人和吉库尤人，他们在中央高地以农耕为生；还有居住在大湖西部地区的卢奥族人。卢奥族的牧师们鼓励他们欢迎英国人的到来，因为他们误以为英国人就是他们祖先说的那个种族，他们是些友善的“红色陌生人”，然而，他们的近邻纳地族人却不敢苟同，结果，他们被一系列的讨伐所“安抚”。英国人利用非洲人组成的部队打仗并抢劫，士兵是从友好的卢奥族人、好战的马塞族以及索马里部落里招募来的。
马塞人，是苏丹人的一支，最初是从北方来到肯尼亚的。他们为了给他们的牛群寻找牧草而朝中央高地迁徙，沿途袭击了很多村庄。他们英勇善战，用长矛猎捕狮子，用牛奶和鲜血哺育他们年轻的勇士。这个部落对早期的拓荒者有种无法抵制的诱惑，至少对其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是这样。当他们偷了德拉米尔的牛羊的时候，他却宽容地一笑了之；柏克利·科尔学习了他们的语言，在一战期间把他们训练成了侦察兵；卡伦·布利克森画出了他们弯曲的鹳一样细长的身体，并以很欣赏的口吻谈到“那种我们称之为典雅的聪慧的特殊形式——看起来胆识过人，行为怪异，实际上他们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天性，忠诚于自己内心的理想和追求”。
索马里人，他们的兄弟，也是一个由高傲、暴躁的勇士牧人组成的部落。他们从索马里跋山涉水来到肯尼亚，定居下来——如果这个词适用的话——在东北部干燥的沙漠地带。他们是笃信《可兰经》的民族，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瞧不起异教徒部落。和马塞人不同的是，他们确实偶尔也为欧洲人效劳，却和白种人保持距离，这让白种人怀疑他们，鄙视他们。
还有很多小部落：其中，道若布族以善猎大象而出名；特卡纳族，居住在鲁道夫湖畔，赤身裸体，却喜欢带手镯；还有班路亚族（卡维让多族）。最后，还有沿海的斯瓦西里人。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充当着内地部落和外来入侵者的缓冲器；他们的都市文化经历了许多次灾难，却存活了下来。他们也是穆斯林，是黄金时代来这里的阿拉伯商人和他们的班图族妻子的后代。他们有自己的建筑风格，自己的文字，和丰富的诗歌传统。那时斯瓦西里语，像现在一样，是东非的混合通用语。
鉴于普通白人移民对非洲人的态度——他们是“动物”或“孩子”，或他们“出现于石器时代”，或他们应该感激不尽，因为白种人给他们带来了文明，给他们活干——我觉得引用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塞尔·戴维森的话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肯尼亚当地的文明中“大部分物质方面的东西仍然简单，比如工具和武器、交通工具、房子、不读书、不写字、生产方法……他们的日常生活在某些方面却很丰富复杂。它的文明的尊严和价值在于他们的精神信仰，在于他们的自治方法，在于舞蹈和音乐艺术，在于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的技能。
“大部分时候，它也是一种和平宁静的文明，一般说来，要比欧洲文明和平宁静得多……由于他们强大的民主自治方法，他们与族人和平共处；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和平共处，因为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土地……”
几乎从一开始，卡伦·布利克森就用类似的欣赏眼光看待非洲人。这并不等于否认她和他们的关系是封建式的，她对他们的风俗与历史的了解是出于偶然，她看问题的眼光是浪漫和父权制的。然而，没有依靠什么外在因素，她就看到了他们的艺术的“尊严和价值”。她，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研究，仅凭观察，就抓住了那种智慧的实质，它能创造出比她自己的民族的道德秩序有效得多的道德秩序。她悲叹，至少在给自己的家书中私底下悲叹，一个统治阶级是何等邪恶自大，它竟相信并宣称：“在东非，我们有开辟处女地的非常宝贵的经历，几乎是一片处女……地，在那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明晰的幽暗
作为政府所在地和通向美丽富饶的高地的门户，内罗毕却是一个异常粗陋的小城镇，老鼠满街跑，房屋破烂不堪。它坐落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是以铁路终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城市的街道平面图看起来就像是刻在泥地上的一杆来复枪管。木板铺成的人行道上，有加利树枝叶繁茂，遮蔽成荫。街道两旁商店矗立着商店、办公机构以及有瓦楞铁皮屋顶的平房。这种建筑材料的盛行，使卡伦·布利克森把内罗毕比成一只鱼罐头。街道是用红土铺成的，下雨时就变成深红色的泥泞。之后，就会有巨大的深坑。1911年，一群愤怒却聪明的移民曾利用这些深坑栽种香蕉树苗。
内罗毕有个很大的印度人社区。大部分印度人挤在市场中贫穷的一隅。城外通往里木苏的公路上，有一个与印度社区同样风雨飘摇的索马里贫民窟，“任凭风吹雨打，树木稀少，尘土飞扬，它一定曾让索马里人记起他们故乡的沙漠。”但是，对移民们来说，这个城市有很多可人的地方：一幢漂亮的政府办公楼，里面有舞厅和一个“漂亮花园”；一个赛马场；两家不错的酒店，挪福客和新斯坦利，在酒店的露台上，喝着温热的威士忌，你能了解到全国各地的绯闻。穆萨阁俱乐部是柏克利·科尔创办的，卡伦·布利克森到的那一周开始营业。它坐落在一幢用粉色灰泥刷过的大房子里，内有高尔夫球道、网球场、槌球场、饲养马球专用马的马厩，还有两辆配有专门司机的大轿车，以及一位来自勾尔的大厨师。俱乐部会员的名单读起来就像是刺绣本的英国贵族名册，布利克森男爵立刻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一个原始的国家，这种地方无论从哪方面说来，在漆黑的夜幕下都显得璀璨夺目，激起路人无限的想象。
二十年代，穆萨阁俱乐部被称作“非洲的红磨坊，”有很多浪漫故事，甚至有一两次枪击事件与它的名字连在一起。一小撮奸夫淫妇，如伊罗尔伯爵、德·简斯伯爵夫人以及艾迪娜·赛克维尔女士，她有五个丈夫，对穆萨阁俱乐部的声名远扬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让大部分移民们很开心。“我们是，”其中一位肯定地告诉我，“一群体格强壮、干活卖力的人。在我们的农场上，我们过着孤独的日子。到城里来之后，我们喜欢喝香槟酒。”讲话者也为听到的关于饮酒狂欢的传言而开怀大笑。穆萨阁俱乐部总是在更换那些枝形大吊灯，晚会往往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最终延伸到越野障碍赛马场。德拉米尔爵士喜欢把高尔夫球打到房顶上去，然后再爬上去把它们拣回来。奥吉·卡特赖特爬到了柱子上。丹尼斯·芬奇·哈顿像头公牛一样朝扶手椅冲去，从上面跳过去，正好坐到椅子上。泰妮娅·布利克森练习过，嫉妒过，但从来都没能掌握这种技巧。到九点钟的时候，政府路上爱弥尔·嘉丁的酒店开门了，那些仍站在那里的人就成群结队地到那里去，再喝一瓶香槟酒，然后到蓝柱子酒店去洗泥浴。
内罗毕也有自己的“报纸”：《旗帜报》。这份报纸经常报道地方政治、土地交易、动物、运输、天气方面的新闻，其中还辟有一个风格活泼的社会新闻专栏。泰妮到的那一周，有两处地方提到了她的名字。在“运输”版，她被列在了“将军号”上的乘客名单中，被称为“卡伦·布利克森夫人”。在社会新闻版，她被报道为出席总督为欢迎威尔汉姆王子举办的招待会的贵宾之一，被称为“布利克森”男爵夫人。她本人为自己地位的提升而觉得有点飘飘然。她说，总督让她坐在他右边，口口声声称她为“男爵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