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写作、政治与《尘归尘》
作者：邬安安译
品： 我的戏剧不是政治讨论而是活生生的东西；不是辩论的，而是暴力的。从我创作初始，暴力就一直存在于我的戏剧中。《房间》的结局就是一场突然的、无谓的暴力，一个男子踢死了一个黑人。写这部戏剧时我还相当年轻，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也并不觉得这个结局太野蛮或者荒诞。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
西： 在政治剧中您创造这种残暴形象的意图是什么？
品： 没什么意图。我的戏剧不宣传什么意识形态，我只是写作。我是一个凭直觉写作的作家，我没有什么处心积虑的目的或野心。我的写作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包括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因为这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也是你所生活的世界。
阿： 在您的作品中残忍和暴力通常与男性角色相关，女性角色则神秘莫测，难以捉摸，她们似乎拥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忍耐力，特别是在您六十年代创作的戏剧中。
品： 在我后来的戏剧中她们也常常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
阿： 您难道不觉得这种看待男性与女性的观点很老套吗？
品： 也许吧。（笑）
阿： 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品： 我认为男人的确要比女人暴力。金斯莱· 艾米斯（Kingsley Amis）曾写过一首绝妙的二行诗：
女人比男人美好多了，
难怪我们会爱上她们。
我太太认为这首诗显得屈尊俯就，我同意她的看法。但我相信上帝在创造女人的时候，他的心情状态更好。我意思不是说女人很情绪化，相反我认为女人很坚忍，只要看看自从男人施令行暴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了。有时女人也施加暴力，这当然没错。依从这个观点，女人在德国集中营里就干得不错。她们完成了本该由男人完成的暴力，或者说，她们是男人还是女人已经无所谓了。其实她们不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她们只是为她们的国家、为她们所信仰的上帝卖命的人。不过，在我的戏剧中，女人是这样一种人，即我对她们所怀有的感情完全不同于我对男人所怀有的那种感情。
阿： 这是个非常大男子的观点，是吗？
品： 为什么不是呢？（笑）
阿： 您戏剧中有不少暴力，但也有很多诙谐幽默，正如您昨晚在贝克特剧场提到的。幽默在您的戏剧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如何发挥作用？为何在暴力中会安排有这样的幽默？
品： 幽默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幽默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我不写那些被我称作滑稽的事情，虽然有些的确能引我发笑。偶尔我会发觉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笑起来，然后注意到有一两个人也因此笑起来。
阿： 《尘归尘》在巴塞罗纳首演时，我很惊讶听到了观众的笑声，因为在我读剧本时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可笑之处。
品： 是的，《尘归尘》中确有几处能博人一笑。可我认为他们后来就停止不笑了。诙谐有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存在的最好方式。我想我不会去写那些特别逗乐的东西，我会写一些温情的幽默，虽然可能非常简短犀利。总的说来，笑声是贯穿于我整个戏剧的，我无法想象我的哪出戏剧直到最后十分钟也没能引起观众发笑。不过，这可不是事先计算好的，而是一种写作的直觉。
西： 昨晚在贝克特剧场演出《独行者》时，观众不断发出笑声。您觉得这是所期望的观众的反应吗？
品： 这个不一定。我倒很惊讶在尼古拉斯和希乐（Gila）的那场戏中听到观众的笑声。但这部戏还有其他可笑情节。当我们认识到人们丑陋的一面，或我们自己丑陋的一面时，我们也会发笑。这其实就是一个有关我们意识到自己阴暗面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诙谐幽默是出于真实的美好情感；另一方面，它也出于相反的一面，即意识到自身的丑陋与阴暗。
阿： 据西门·格雷讲，在《独行者》这部戏中，您也站在尼古拉斯这一边。而很多年前在谈到《生日晚会》和《归家》的时候，您说您不会特别偏爱或憎恶您写的某一个角色。如今，当联系到您的政治戏剧时，比如《独行者》，您是否还是持有同样的态度呢？
品： 我并没特别喜爱尼古拉斯这个角色，没他也行。尽管如此，我还是能体会他的苦处。别忘了尼古拉斯是个误入歧途的人，一个被宗教情感控制住了的人，充满了宗教与政治的狂热。我非常同情这个人物。他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不幸，而他所代言的社会也是个大不幸。还是回到那句老话，那句被事实证明过的老话—— 绝对公正的音乐。正像这部戏在贝克特剧场上演时表现的那样，尼古拉斯回到家里，回到妻子和孩子们身边，听着音乐。饱受折磨的人听音乐、逗小孩这一形象在整个二十世纪已经深入人心了。这正是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极其复杂的心理特征之一。对此我无法给出任何解答，只能如实反映。
西： 1962年，在布里斯托尔举办的国家学生戏剧节开幕前，您在所作的“为戏剧而写作”的演讲中为艺术的自足性辩护，声称“我为写作而写作，不附带任何责任或义务”。现在您是否还持有同样的观点，还是有所修正？
品： 我基本上还是持有同样看法。我觉得我首要的责任就是手头上的作品。当时说那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我认为我对公众没有任何责任或义务。公众总是能随心所欲。而我所应做的就是对作品负责。比方说，由来自阿根廷的剧团完美出演的《往昔》（Old times） 和《背叛》， 就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剧，它无关政治生活，而是表现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我对这类戏剧怀有的责任无异于政治剧。因此，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戏剧，我的首要责任总是戏剧本身。我意思是我不会因为外来的压力而有所改变，作品一旦完成，我就不会再改动一个字。记得我第一次把《守门人》介绍到美国去，在波士顿首演后，制片人对我说——实际上他转达了剧评家的意见（美国口音）：“嗯，哈罗德，听着，你最好在第二幕中多加些情节。” 我说：“多加些什么？”他说：“情节，我觉得第二幕应该更丰满些，这是剧评家们的建议。”然后我说：“恐怕没什么情节可加了。我想不出什么情节，除了写在剧本上的那些。”（笑）。他竟因为剧评家的话想让我改动剧本，这我想都没想过。
阿： 这是您近年来亲自执导一些您自己作品的原因吗？您是否认为剧本作者是他(她)自己作品唯一合法的诠释者呢？
品： 不是的。我很乐意看到别人执导我的戏剧。
阿： 您认为导演对他所执导的剧本有怎样的责任？
品： 在巴塞罗纳我看了《独行者》、 《微痛》各三个版本的演出，以及《背叛》和《往昔》所有两个版本演出中的各一场。在这些演出中，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格，都使我沉浸其中。我认为戏剧是一门有关风格、激情和投入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探险。它不是一项四平八稳的活动，却充满了危险。而危险有多种表现形式。比方说，《尘归尘》就是部很沉静从容的戏剧，里面的人物大都寡言少语，很少抬高嗓门说话。戏剧多数反映生活里的危急事件，对此有很多的表现手法。
阿： 在人们眼中您作为导演是非常严谨的，然而您谈到了危险。
品： 这同我写作的情况差不多。我希望我既能凭直觉做事同时又能小心计划着行事，两者兼顾完全有可能的。在《派对时光》中关于死亡有这样一句台词，死亡同时既可来得很快也可来得很慢。我觉得导演戏剧也是一样，既可做得很快也可做得很慢。我肯定这里每位演员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其实有关导演或出演戏剧，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你将何去何从，全得靠你自己去发现，等你弄清了这步，你又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了。最关键的是你可不能在舞台上就崩溃了，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得站稳脚跟，即使情况再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