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写作、政治与《尘归尘》
作者：邬安安译
品： 我一生都在做演员。我十六岁还在学校时就开始尝试当演员了。然后十九岁时我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我非常非常幸运，因为由著名经纪人阿纽·麦克马斯特介绍，我投身了爱尔兰的莎士比亚戏剧世界，我一场又一场地演了《哈姆雷特》、《奥赛罗》、《俄狄浦斯王》、《裘利斯·凯撒》和《李尔王》。在爱尔兰乡村，我们一个礼拜要演好几晚。我那时才二十岁，能胜任连续演出。那段日子生活非常充实，我也从此进入了美妙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
西： 演员该如何表现您的作品呢？当有人问到您创作角色的内在动机时，您总是回答，“你直接演好了。”
品： 阿兰·艾科波恩（Alan Ayckbourn）对我说了个故事，不过我不大相信是真的。（笑）1959年，他出演我执导的《生日晚会》，那时他还是个演员。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的确问过我：“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人物从哪儿来，住哪儿，他父母是谁呢？”我回答说：“别管那么多。你直接演好了。”（笑）我不相信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因为这些问题是作为演员该问的。关键是我无法回答这许多问题。我确实不知道我作品中那些人物前天干了些什么，就像我不知道你前天干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前天干了些什么。（笑）我一直觉得这就是写作令我兴奋的地方，我在写作中与这些角色相会，却对他们的以往一无所知。我不会去设计创造角色，然后再为他们建构来头或背景。我只是找到他们，然后去了解他们。
阿： 能否谈一谈您创作《尘归尘》的动机？
品： 《尘归尘》是关于两个人物的一部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代弗林和丽贝卡。在我看来，这个女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野蛮暴行的环境中，从而一生为这些回忆饱受折磨。事实上，这些暴行好像变成了她的亲身经历，虽然她其实并没亲身经历过。这就是整部戏的主旨。很多年来，我自己也深受类似痛苦回忆的折磨，我相信肯定不只我一个人有此感受。我成长在二战中，战争结束时我十五岁。因此年少的时候，这些恐怖的景象和人类之间的残暴深深印刻在我记忆中，伴随了我的一生。你无法逃避，因为这些回忆时刻都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这就是《尘归尘》所要表达的，也是丽贝卡终身不能摆脱的。
阿： 那么，这部戏是关于纳粹主义的吗？
品： 不，完全不是。这部戏是有纳粹德国的影子，我认为没人能彻底忘掉这一点。种族大屠杀是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因为它经过深思熟虑的周密计划，执行得有条不紊，也因为它为刽子手们所详细记录。他们自己对大屠杀的观点有着非常重要的寓意。他们清点每天被杀掉的人数，旁观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交付汽车的服务。一天你能造几辆汽车？一天你能杀多少人？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当时有多少人知道正在发生的大屠杀。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在新近出版的《希特勒的忠心刽子手》里说到，当时大部分德国人清楚地知道所发生的暴行。这的确是真的，比如说，早先纳粹分子把犹太人赶到充满毒气的卡车里屠杀，工程师们必须确保这一过程可行有效。开始的时候，这种杀人方式效果并不好，因为卡车质量不均衡，于是当毒气开始注入时，人们便涌向车尾导致卡车翻倒。所以工程师们不得不重新调整卡车结构，这样，杀人的目的达到了，而卡车司机的工作也轻松多了。那些工程师当时所工作的公司如今实力非常强大，实际上它现在是德国汽车行业的巨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比方说当时生产毒气的人，他们可不是为了杀鸡而生产毒气的。我在《尘归尘》里所反映的不仅是纳粹分子，因为在我看来，如果简单地集中在纳粹分子，那这部戏就不值一看了。正如我周三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我认为这么多年来，不单单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也包括许多宣扬所谓民主的国家也默认一系列镇压式的、冷漠无情的谋杀行径。我们向有关国家出售武器，不是吗？不光是美国，还有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都在出售武器领域非常活跃。他们还会拍拍自己的胸脯，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我想知道“民主”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个民主国家，同时又帮助别的国家的人互相残杀，那么你这是干了什么？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什么？我实在不明白美国怎能仅仅因为四年一次的全国大选就被认为和自认为是个民主国家，那为何不谈美国有一百五十万人正在服刑，而五十二个州中有三十八个州执行死刑，这个最为野蛮和残酷的刑罚。死刑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废止了，然而我们这个最开明的民主国家，这个号称自由世界领军人物的国家，却在三十八个州使用毒气、电刑、注射致命药剂等各种手段，剥夺人的生命权，其中包括未满十六的青少年和患有精神深度疾病的人。再比方说，现在在英国，一个流行的政治哲学就是惩罚或施加过失、罪责于无辜的人的头上。照这个逻辑，如今我们社会的罪恶之一就是大量未婚的单身母亲或丧夫的单身母亲。她们大都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无助迷茫，她们往往被人们忽视，没人为她们的利益着想。政府也同样漠视她们的存在。单身母亲成了罪人，不应享有任何救助或福利。现在街上的乞丐比以前多得多，其中很多就带着小孩的单身母亲。我不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民主这个词开始变得令人厌恶了。你看，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事。因此，在《尘归尘》里，我不单谈到纳粹，我还谈到我们自己，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的反思，以及历史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影响。
阿： 在巴塞罗纳，无论观众还是评论家对于《尘归尘》的反响都要比伦敦的人热烈，您和演员们也都说和英国的情况相比，你们对这里观众的反应感到满足得多。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品： 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因为这中间确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观众毫无保留的回应和较高的欣赏水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自愿的沉浸到戏剧中，成为其中一部分。而我们生活的伦敦是个自私、冷漠的城市，因此大多数人根本不听不看，只顾咳嗽。（笑）当然，也有人像巴塞罗纳的人们表现的那样，认真倾听欣赏，不过只有少数人这样。
西： 剧评家们什么表现呢？
品： 我想剧评家不会咳嗽吧。（笑）在伦敦，无论公众还是评论界对戏剧的反应都是转瞬即逝的。不像在巴塞罗纳，这是个更全面深刻的体验过程。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阿： 英国评论界和出版机构近年来相当敌视您的作品，特别是您越来越多地涉及了政治事务后，您认为这是为什么？这与最近几年英国的时局有关系吗？
品： 在英国从来就没有尊重艺术家的传统，艺术家其实并不被人们尊重。在英国也没有像欧洲大陆上那样艺术家从政的传统。英国有的只是根深蒂固的冷嘲热讽的传统，冷嘲热讽是英国人唯一能做、也最擅长做的事。如果你试图揭露生活的真实情况，你一定会遭到周围人的敌视。这的确是英国所特有的情况。
阿： 您当初同您妻子以及其他作家以及知识分子组织成立的“6月20日联盟”，的确招徕了很多敌视。
品： 我们成立这个联盟的原因，是为了质疑当时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所处于的令人担忧的时局，也即很多我们认为体现英国精粹的惯例和信仰遭到了摧毁。我提醒你，撒切尔夫人曾无耻地说过：“社会根本不存在。” 这是她著名的言论之一。她意思是说，一个人除了对自己负责以外，不对其他任何人负责。这种思想成就了我所在社会中骇人的贪婪和堕落。比如说，最近电力私有化正从构想发展到司法程序再发展到公司的操作，逐渐在变为现实。那些拥有电力公司的人以二千七百万英镑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别人。这意味着十二位董事长卷走了二千七百万英镑，而那些越来越多的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和穷人，却几乎无法支付电费账单。这就是突出的、公然腐败的滥用权力，非常之讽刺。在八十年代，通过“6月20日联盟”，我们毫不迟疑地揭露此类事件，然而，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敌视，我们最后不得不解散，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