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写作、政治与《尘归尘》
作者：邬安安译
品： 这的确是非常“出色”的审查制度，不过其实它不是一种审查，而是极尽嘲弄讽刺之能事。如果你日复一日饱受嘲讽，那总有一天你会想，算了，我放弃。但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更准确地说是对于我来说，那的确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不过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想了，我不会再轻易放弃，我相信我的国家里也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想法。然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有了个自称新劳动党的反对派，它正想方设法成为执政党。这几乎是一定能实现的，因为过去十七年来，人民早就厌恶了保守党执政的政府。然而，与此同时，新劳动党又不加质疑地投票赞成一些非常糟糕的草案，使之成为法律，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提出任何异议。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比如说，目前议会正在通过“警察草案”，这一草案将使警察窃听私人住宅合法化。MI5，即秘密服务，也有这样的条款，但必须先得到内务部的许可才可窃听私人住宅。然而，根据“警察草案”，警察只要请示一下巡警长说：“我们要窃听他的住宅，还有他的，他的，他的，和她的，她的以及她的。” 这一草案不仅适用于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也适用于那些抗议游行的人们，向报纸写信反映问题的人们，比方说像我，以及所有发出反对声音的人们。也就是说，警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认为这是一条非常可怕的不民主的法律，但这被反对党全票赞成而通过。最近的那个“预防恐怖主义法案”也是同样情况，当然，爱尔兰共和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根据这个法案，只要警察愿意，他可以在大街上没有任何理由地拦下某个人，他可以要求他或她打开钱包或手提包。如果有人拒绝照办，就会被立即拘捕，在监狱里关上半年。下周一上午，我离开这里回国以后，将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庭审。他参加了几个月前在伦敦的一场军火交易会在场外举行的、有四十一人参加的静坐抗议活动，那只是一场非暴力抗议活动，没造成任何社会危害，只是想表达反对情绪。然而，最后他们全都被捕了。我相信此类事件都是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发生的。我不是说英国是个极权制国家，而是说那些自称是民主的国家也能运用极权的手段来处理问题。实际上，曾有一个保守派成员就称英国议会是个“选举出来的专政体制”。
阿： 你说英国已经没有反对派了，那么现在在英国或欧洲，还存在左派吗？
品： 英国还残留着一点左派。我希望欧洲还有左派。但我们也得认识到反对左派的势力异常强大无情。顺便说一下，我所指的左派，也包括穷人。在我看来，穷人现已成为富人真正的敌人。当然，穷人一直是富人的敌人，只是现在表现的更为具体。如今共产党人作为一股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已经不存在了，穷人开始成为一股新的颠覆势力，因为他们的确影响到了世界局势的稳定。所以呢，解决穷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继续穷下去。我相信这一方法一定行之有效。八十年代我一直关注的尼加拉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根据我的观察，桑地尼斯特革命（The Sandinist Revolution）是非常严肃、可行、明智、缜密和根本的一场革命。它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尼加拉瓜孕育和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会体制，例如有关公共卫生和教育，使人们远离疾病，把人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给予深受贫困折磨的人以生的希望。这本来是场非常可行的革命，却被美国暗中一手扼杀了。我在《英国卫报》的那篇文章中说道，这场革命不大为人关注，但的确发生了，我认为革命成果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文明的意义。人人都不该忽视这一点。顺便提一下，1986年由于被指控策划从事侵犯尼加拉瓜主权的一系列行动，美国曾于国际法庭受审。当然，美国可以无视国际法庭的存在，除非是在它觉得需要借用一下国际法庭，从而为自己不光彩的行动找到合法幌子的时候。我的关于美国的这些言论可能显得很尖刻，有些人或许会说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我确信我所说的都是建立在事实和时局的基础上的。
阿： 您在《英国卫报》的那篇文章里指责美国对外政策的负面效应的时候，一个基本论点就是人们从不去讨论这些对外政策，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品： 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确很少被人详细讨论过。那篇文章其实是关于一部历史，记录了很多事件，由于无人记述或谈论，它们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我所提到的都是造成世界各地成千上百人死亡的暴行、堕落和耻辱，我相信这些暴行即使不是美国一手制造的，也是它资助或默许的。我认为在新闻媒介审查制度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黑幕，阻碍了关于此类事件的任何讨论，即使用一种很令人迷惑的语言，我说的迷惑实指蛊惑。比方说，当美国总统出现在电视上大谈“美国人民”，使用一系列这类提法，诸如“美国人民”、“我们美国人民”、“我们都是美国人民”、“我知道美国人民将会在我背后支持我”。这其实是一套无谓的花言巧语，它们就好像以为砖墙会掩盖真实的想法，因为如果别人不断向你灌输作为美国公民你应感到自豪，那么这就成为你唯一要考虑的事，而不必再去考虑其他什么事了。
阿： 您是如何看待您的犹太裔背景的？
品： 我不是严格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记得上一次交宗教会费，是在我十三岁参加成人礼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除了参加一两场婚礼和葬礼，我再没参加过犹太人的集会，可我仍是个犹太人。我不知道作为犹太人这能说明什么，也没人知道，我只知道，作为犹太人，这不说明我赞同在以色列发生的一切，反而是我对所发生的深感悲痛。不是作为一个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人，我的态度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了。比方说，我是瓦努努（Vanunu）财产托管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监狱里孤苦地呆了九年多，而且还要再呆九年，仅仅因为他报道了以色列核武器的储量。因为这件事，我多次去以色列驻英大使馆。我母亲当时还健在，她肯定不喜欢我这样做。当然，我父母亲是上一辈的人，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坚持认为你不能指责以色列，因为他们是成长在二三十年代的一代人。可我持有不同观点。同样，在约旦河西岸和西奈山仍然秘密存在着拘留营。很多巴勒斯坦人仍然被关押在拘留营的监狱里，其中包括很多无辜的人。这太令人震惊了。此外，我认为上一次在以色列举行的大选是场大灾难，不过我也相信其间也许有真正的民众动乱，因为这其实是件利弊参半的事。
西： 在《英国卫报》上那篇文章中您还谈到了关于回忆，谈到权力和媒体如何操纵回忆，那么一般人如何对抗这种控制而不受影响呢？
品： 你说得很到位。在世界范围内，媒体都为政治权力所利用，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新闻媒体同掌权人之间关系非常微妙，很难把两者区分开来。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你去看看电视节目。据我总结，全世界的电视节目都基本上由三类人运作。你打开任何一档新闻类电视节目，无论你在撒哈拉大沙漠，抑或在这里或者伦敦，你看到的都将是对同一新闻的报道。换句话说，这些新闻是被层层筛选和严格控制的……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鲁伯特·默多克。当然，不只是他。如今在英国，有望成为下届政府的反对党，就和鲁伯特·默多克有不错的交情。他们之所以愿意交这个朋友，是因为他拥有一种他们可以利用的影响。这便是世道的退步和堕落。一切都可归结于“权力就是金钱，金钱也是权力”。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了，却能解释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令我很失望的是，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控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广大民众。比如，最近在英格兰，我同一群在大学工作或学习的人们讨论这种现象，一位男子站起来说：“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我作为加尔地夫大学的老师，我可不能当众讲这种话。”有人问他：“你是不是怕失去工作？”他说：“工作倒不至于会失去，但我会得不到提拔。”在我们这个自称民主的国家里，这便是对自由言论极端可怕的控制。你问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我想，既然我们都是毫无权势的普通人，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忍受它的存在（摸前额），然后，一有机会就出来抨击一下。
（——1996年12月6日，周五， 巴塞罗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