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次“过分的盘问”
作者：约翰·福尔斯 戴安娜·维邦
约翰· 福尔斯：我想是的。我父亲作为律师，一向如同检察官似的审视所有的哲学思想。但是最重要的，他使我明白对人生采取平庸的观点是极其欠缺和不利的。
戴安娜· 维邦：您的文章“哈代和巫婆”（Hardy and the Hag）引用了罗斯（Gilbert Rose）的精神分析理论，他指出了大多数小说中的爱情----即，男主角追求一个理想中的年轻女性---只不过是小说家用来遮掩自己分离和失去自己最初的母子情结的面具，这种情结从佛洛伊德学说解释就是恋母情结。您在《树》中提到您的父亲，但是我没有印象您曾提及过您的母亲。您在艺术发展的某些方面有没有受到过您母亲特别的影响？
约翰· 福尔斯：我认为罗斯的分离和失去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给我带来很深的影响。我总是尽可能保持自然的历史的形象。经历和了解了无数关于存在和文学的理论及观点后，我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全部。
至于我的母亲，至今已去逝多年，我渐渐意识到我亏欠她很多，最主要是因为她的母爱，一种极其传统的母爱。一直没有对她说出这份歉疚也使我感到不安。我一直没有耐心地面对她的缺点，哦，可怜的女人，尤其是她的唠叨和琐碎。她坚信人生就是由琐碎的细节组成。我的母亲在艺术方面基本没有影响过我，做为一名自以为是的年轻牛津学者，我认为母亲关于艺术的观点不足一提。但是现在我从内心意识到，她几乎影响着我人生的每一天。我，就是她。
戴安娜· 维邦：很显然您对词语的语义和语音都很敏感。根据观察您不少作品的题目里都有字母“MA”----《魔术师》（The Magus）, 《丹尼尔·马丁》（Daniel Martin）, 《尾数》（Mantissa）, 《蛆》（A Maggot）---似乎另一些词汇在您作品中也很重要，如迷宫（maze）, 面具（mask）, 魔术（magic）? 这是一种母性的灵感吗？
约翰· 福尔斯：作家自己通常意识不到作品中的这些线索。我以前从没想过。但是，我发现我的确有M-情节。也许部分是缘于我对女权运动的支持吧。
戴安娜· 维邦：您曾说荣格（Jung）的理论与文学家的目的非常契合，同样您的作品中也多次引用了佛洛伊德。您也观察到艺术家的儿童心理。英国儿科医生威尼卡特（Donald Winnicott）基于对母亲、婴儿和儿童的观察，发展出关于“真我”和当代精神分析文学中的“内在童心”理论。您认为这些假设与您的艺术家人格特征概念相关吗？
约翰· 福尔斯：佛洛伊德和荣格（尤其是后者）的部分理论对理解我的“蛹理论”很有帮助。我一直认为，如果我内心深处有心灵困扰，我一定会去求助于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家。而荣格对艺术家则更有价值。一本Eranos年刊对《魔术师》的创作非常重要。我不太了解威尼卡特。
戴安娜· 维邦：您如何决定小说的题目？又如何为您的角色选名字呢？
约翰· 福尔斯：我想一般都是潜意识吧。这一点又和佛洛伊德与荣格的领域相关了。我记得给艾丽森（Alison）取名之后很久才发现Alison(或者Alysson)在古希腊文学中指的是“没有疯狂”，而她会是《魔术师》中的主要人物。这只不过恰好证明了我最初选的名字是正确的。
戴安娜· 维邦：当您接受巴布尔（Michael Barber）采访时，他认为《丹尼尔·马丁》是二十五年后的鄂尔弗（Nicholas Urfe）；而这正是您所想的。布里斯利（Henry Breasley）是否是这个人物在其人生后期的一个投影呢？所有的角色一起构成了青年的，中年的，和老年时期艺术家的不同肖像？
约翰· 福尔斯：不是这样的。布里斯利与此无关，而且也不是自传性质。他只是一个独立的性格素描。几年前当我还是一名法语学生的时候，La Bruyere的《性格论》（Caracteres）及其整套进入思想空间和评论社会风俗的方式和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我可能有些自相矛盾：即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自画肖像。
戴安娜· 维邦：您对《高论》（The Aristos）和《魔术师》都做过修改，这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不常见的。这两部书在您全部作品中各自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前者作为一本非小说清楚地概括了您个人的世界观。后者是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您对它们的修改其实也确认了它们的地位。您这样认为吗？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一部文学作品永远不会真正完成，只不过是在某个阶段放弃而已。
约翰· 福尔斯：我认为销售的需要和经济的需要，使绝大多数作家回避修改作品。但是在完美和理想的世界里，我们肯定对自己的作品永不满足。就好比总是在期待再抽中一次奖，总是对印刷的精致无误极尽讲究。
戴安娜· 维邦：沉默一词经常出现在您的作品中。音乐家用沉默作为作曲的背景，您使用沉默也是同样的目的吗？这些留白出来的沉默表达，或明确或含蓄，在小说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是邀请读者参与故事，从而在启发式过程中让读者真正地阅读吗？
约翰· 福尔斯：我一直非常肯定沉默的重要性----消极的“积极”作用。当然沉默也是一种让读者一起参与完成故事形式并亲身经历感受故事的方式。尽管我并没有野心去成功地模仿他们，但是一直以来我对贝克特（Beckett）和品特这样的作者深怀敬意。阅读就应该是启发式的过程（即通过展示来教育）。 中世纪时，文学是专属牧师和文员的领域，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当然，宗教教条可能仅为布道或者枯燥的教导之用，但是从中我们至少也应该知道，作为作家的我们理应继承道德和伦理的教育使命。
戴安娜· 维邦：很多读者认为您作品中含有性欲成分。在《文学的作用》（The Uses of Literature）中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这样写道，“我们通常可以在直白性欲描写的作品中发现一些性的标志，这些标志想表达的别样事物，总是在一系列哲学和宗教角度的定义之后，在最后一刻被重新定义为又一个终极爱神（Eros），原始、神秘，却又无法启及”。您认同这样的解释吗？ 比如《尾数》?
约翰· 福尔斯：我承认你说的“性欲成分”。曾经（当然非常短暂地）我收集过十八世纪的色情作品。法国让我知道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性问题上的矛盾（一方面极度地痴迷一方面又清教徒般地拘谨）是多么荒谬可笑。我自己也比较喜爱卡尔维诺的作品，把他和包赫斯（Borges）和贝娄（Saul Bellow）同视为我非常欣赏的作家。不过我并不清楚他的“另一个终极爱神”指的是什么。
戴安娜· 维邦：在《魔术师》里，您认为“很显然，二十世纪从内容回到形式，从意义回到形象，从道德回到美学”。您指的是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所展示出的“具体化”倾向吗？这和您做一名作家的出发点有关吗？
约翰· 福尔斯：我想我更推崇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态度。的确我不喜欢对形式，对“事物的外貌”过于追求。“内容”指的是庄重的态度。
戴安娜· 维邦：您曾不止一次谦虚地表明自己对法国批评理论不甚了解。这对一名学习法国文学，阅读法语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尤其您自己还写过哲学著作，对巴特（Barthes）和罗伯-格里叶（Robbe-Grillet）也非常地熟悉。您的小说似乎一直在挑战和突破小说形式的固有界定。您如何理解写作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理论对您的作家身份有何影响，或者对您理解当代小说是否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