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次“过分的盘问”
作者：约翰·福尔斯 戴安娜·维邦
戴安娜· 维邦：小说一直被形容成精心的谎言。但是大多数认真的作家似乎一直在努力通过写作反映某些言语难以表达的事实。您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和真理呢？
约翰· 福尔斯：每一位作家都能体会到这样的窘境----作为作家，他或她的专业要求具备说谎的能力；而内心又渴望表达人类生存的事实。我理想中的模式是苏格拉底式的：持部分怀疑态度，通常可以是愤世嫉俗的；但同时并不放弃道德真理的追求。
戴安娜· 维邦：在《海岛》中，您写道：“事实是，从迷宫、旅行、神秘的岛中得益最大和学到最多的人是作家、艺术家，即创作者自己。”通过创作和虚构角色的介入，这种性格分析式心理自我探索是一种创造自我的形式吗？是“包法利夫人，这是我吗？”（Madame Bovary, c’est moi?）的另一种诠注吗？
约翰· 福尔斯：是的，我同意。最重要的是你在寻找自我。可问题是你经常会在名利场中迷路。名利是牵缚每一位作家创作步伐的绊脚石。当然，大多数读者是无辜的。他们把作家的自我投入也视为自身的特点。
戴安娜· 维邦：您相信完全的自知之明吗？这和《丹尼尔·马丁》中的“全景”是否相似？寻找自我、自我发现之旅，与主人公们在小说结尾所得出的试探性结论同样重要。这是不是表明您重视过程多于结果？
约翰· 福尔斯：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全景”。视野的全面比其他任何所谓的人生成功秘诀都重要。我们仍然不得不接受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建议：了解自己。
戴安娜· 维邦：在《丹尼尔·马丁》中，简妮（Jenny）发现丹尼尔(Daniel)的真实情人是“失去”。您也经常提起佛尼埃的《Le Grand Meaulnes》（另一个有关“失去”主题的小说）对您创作《魔术师》的影响。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查尔斯(Charles)的追求正在于他失去了莎拉(Sarah)。在《海岛》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您认为“所有艺术都源自对永恒失去的追求，现在关系分析学家称之为象征修复”。您如何评论？
约翰· 福尔斯：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无需再评论。退一步说，今天我创作，因为明天我就要死去----即终极的失去。
戴安娜· 维邦：《丹尼尔·马丁》出版时，您说自己是一个人本主义者，而存在主义的观点也在那部作品和其他早期作品中有所体现。在您运用这两种世界观时，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您的“人本主义”从广义上还是狭义哲学意义上来理解？人本主义对您而言是什么？
约翰· 福尔斯：对我而言，人本主义主要是反对和鄙视暴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妥协哲学。当今世界无论是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来说都好比一个混乱的蜂窝。我认为，先不提人类对其他种类的残忍态度，人类本身最大的错误就是缺乏人本主义。
戴安娜· 维邦：您是如何看待作品中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矛盾关系？
约翰· 福尔斯：我无法做出回答，也回答不出。但我知道这种矛盾关系是存在的。
戴安娜· 维邦：在您诗集的前言中，您说现代小说的“危机”是它的自我意识过强。您认为“另-小说”（metafiction）是文学风格和形式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吗？
约翰· 福尔斯：我觉得直到最近方才显现这样的危机。至于是不是一个自然的阶段或者是导致最终消亡的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坚信小说不会消亡，并且因为更多的自我意识而变得愈加复杂的写作技巧确实会达到解释和教育的双重终极目标。
戴安娜· 维邦：您被称为多变的小说家----总在打破传统尝试新事物。您是运用各种不同的小说形式来证明这个单词“小说“(Novel)的原意---“新”吗？您是有意识地试验不同的叙述方式还是叙述本身决定了它的结构和形式？您在形式上的试验是反映了艺术创作的自由，还是拒绝被归类的表达？您对多重结局的偏好，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结合，是否反映了拒绝受限于单一喜剧或悲剧形式的独裁？
约翰· 福尔斯：我非常崇尚自由。但我并不欣赏彻底的疯狂或者混乱。记得学法语时，我并不认同多数老师所推荐的伟大作品如拉辛（Racine）和高乃依（ Corneille）的作品。我倒觉得莫里哀（Moliere）很有深度。我就是不喜欢非常狭窄受限，极端对称的形式。选择不去相信这些固有的形式让我感到自由。
戴安娜· 维邦：相似人（Doppelganger）的主题在您小说中非常普遍。双胞胎，姐妹，相似的角色，影响两性关系变化的因素等等都显示出“双重”含义。您的诗“两个我”（The Two Selves）说的也是双重人格。您能谈谈您对“双重”的运用和理解吗？
约翰· 福尔斯：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我想应该是对不存在的自由的一种渴望吧。我非常同情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许多人称之为多重人格混乱。我也经常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甚至某一种非人类。
戴安娜· 维邦：您的女性角色有特别的生活原型吗？记得您曾提及您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说她带给您一些角色的灵感。
约翰· 福尔斯：我总是认为我的一生只写了一个女性。在写作时我总是感到正在创作的这位女主人公俨然就是另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她们也许有着不同的外在个性，但是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唯一的女性。在我自己的生命中，这个女性就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她逝于1990年。我一直想为她写些什么，但至今没有。可是我知道在创作的那么多角色背后都有着她的影子。
戴安娜· 维邦：您一直宣称自己有女性的思维方式，能详细谈谈吗？
约翰· 福尔斯：我还是引用1977年的回答吧：
我作品中的女性通常代表着另一些事物。在《丹尼尔·马丁》中我曾使用了这样一个词“正确的感觉”。它来自奥斯汀（Jane Austen），在她创作的作品中每一个场景都充满这样的中心道德感。女性比男性更能坚守正确的感觉。就因为我是男性作家，所以如此描述我的女主人公是最合适不过了。如果我是一名女性作家，我可能会和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如艾米丽(Emily Bronte)在《呼啸山庄》中那样，做出相反的描述。理性和正确的感觉是不完全一样的。
戴安娜· 维邦：《法国中尉的女人》被形容成女权主义小说。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吗？如果女性角色不是凭自己实力成为完整个性化的角色，只是象征的符号，如何理解您的女权主义者身份？
约翰· 福尔斯：我希望在一般意义上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不会把自己和那些优秀的女性作家相提并论。我依然保持部分的男性气质，它如同幼时以来一直记在心中的古老的淡青薄雾。一个人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才能知道自己在哪儿和应该在哪儿。真正的人本主义应该是女权主义的。
戴安娜· 维邦：您的角色经常会困扰于寻找过去的意义。本质而言您创作的不是历史小说，而是背景设在历史早期但必须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其关系的小说。从这点看来理应是现代小说。您是否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有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