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次“过分的盘问”
作者：约翰·福尔斯 戴安娜·维邦
文：【英】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和戴安娜·维邦(Dianne Vipond) 译：徐慧玲
戴安娜· 维邦：您把它称为一次“过分的盘问”，如此详尽地回答我的问题，您是否不太乐意？
约翰· 福尔斯：和一个拒从者否定盖世太保（德国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的讯问，或者一个无神论者拒绝（天主教镇压异教徒的）宗教法庭的审问一样。小说的创作过程，好比昔日风流韵事，即使算不上不雅，总也有许多是人们不愿也不能提起的。对作家而言，小说的优美和激动之处只存在于它们被创作的那个瞬间。
戴安娜· 维邦：在千禧来临之即，您如何评价当前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状况？
约翰· 福尔斯：我想我比大多数人都要乐观。我不欣赏悲观主义。但是通过所谓的黑色荒谬主义来证明艺术家对世界的真正理解在本世纪相当流行。我并非排斥其过于真实和繁多的残暴举动和恐惧描述，我只是质疑这种黑色观点是否拿来被利用。因为相对它的对立面即乐观主义，维护黑色的悲观主义观点要容易许多。也因为无论多么微弱的乐观主义，都依赖于理性和现实因素。我认为，仅凭无形主义和冲动思考，我们的艺术不可能得到认可。我们要减少所谓全能的视角想象，更踏实地提高自身的写作技艺。
达尔文，佛洛伊德和尼采通过一次次风暴让这个世纪充满误解和争论，但是有迹象表明世界正在努力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在回顾中我们已经发现许多方向的改变是错误的，现在人类更加确信自己是多么危险并且对邪恶痴迷的物种。我相信艺术必定会发展和进化，任何试图的阻碍都将是徒劳的。目前我正在读一本非常好看的新诗体小说，马士丹（Philip Marsden）的《伯朗斯基房》（The Bronski House）。这本书是描写本世纪波兰的历史，包括无休止的侵略和灾难，和安稳家庭生活的毁灭等等。不过，在恐惧和屠杀中一些事物依然幸存。在某种程度上，这段历史和旧时小说的经历非常相似，数经视觉艺术的冲击，我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小说艺术消亡了吗？”和波兰一样，没有消亡！
戴安娜· 维邦：过去您曾提及好几本未完成的小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丹尼尔·马丁》也曾在此列。您是否有计划修改并出版这些作品？您的读者们正热心期待下一部福尔斯小说呢。最近有新小说的计划吗？
约翰· 福尔斯：我不会假装坐在一堆未完成的作品上一门心思地想着出版。我不喜欢被强求受缚去做什么事。在公众场合我曾提及其中一个原因，通常是中止任何计划的必然原因。这是一本虚构背景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故事，过去近十年我一直在构思，至今思路仍没有确定，几乎每个月我都会重新构思它。这对唯一的读者（我本人）而言是非常愉快的经历，但是对其他人如出版商就是恶梦。我创作这本书（暂定名为In Hellugalia）就如同在做一个梦。还有一本书Tesserae，存在主义的思想和镶嵌画的风格，可以归类于那种50年代可怜的不引人注目的也不会被出版的作品。不过我认为凯鲁亚克（Kerouac）比我更强。我确实没有过多的所谓文学虚荣心，也或许是我潜在的期望遗憾地没有成为现实。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一写成名，成为与众不同的一派，我想我更希望成为能纠正这种不良风气的一类作家。
戴安娜· 维邦：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有些什么作用？
约翰· 福尔斯：我认为自己在性别意识方面是个会根据现实灵活调整自己看法的人。我作为一名作家，有一部分的女性特质，处在介于两性之间的某个位置。而且我确信大多数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与性别意识方面不确切的定位也有相当的关系。我正在读德莱伯（Margaret Drabble）的关于英国作家威尔森（Angus Wilson）的完美新生活。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两性气质作家。
戴安娜· 维邦：艺术家似乎总有一股冲动和需要去创作。就作家而言，就是想写作、想讲述、想揭露、想记录、想要留下语言痕迹的冲动和需要。您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吗？如果有，可以解释一下吗？
约翰· 福尔斯：这种想要留下痕迹的冲动曾经使我感到困扰。这些日子以来，我更着迷于品味“现在”。我很欣赏那些和我一样对重新体验飞逝的“现在”有狂热追求的作家。当然，在这方面诗人做得最好。我人生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和拉金（Philip Larkin）是我非常羡慕的对象，尽管我不太欣赏他们二们其他方面的气质，但是他们的确是本世纪英国艺术造诣最好的诗人。另两位我更满心欢喜的英国诗人是希尼（Seamus Heaney）和麦凯格（Norman MacCaig），后者本应比他现在更加著名。
戴安娜· 维邦：您作为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语言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为了揭露还是掩饰？或是赋予混乱以秩序？
约翰· 福尔斯：我非常喜欢语言，尤其是无比丰富的英语。我认为这种丰富与其说用来赋予混乱以秩序，不如说是尝试放大现实。我不赞同旧时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必须避免所有罕见的词语，仅用最低级的最普通的词汇来交流。这等于限定了只能使用低级工具。
戴安娜· 维邦：您曾提及佛尼埃（Alain-Fournier）的《Le Grand Meaulnes》对你的主要作品《魔术师》，以及杜拉斯（Claire de Duras）的《Ourika》对您另一部主要作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影响。作为一名法国文学的学生、翻译者和英国作家，您是如何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看待两种语言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呢？
约翰· 福尔斯：我一直很荣幸曾经在牛津学习过法语。在那里我接触了罗曼语，也了解了欧洲和美洲的其他伟大文化。作为英国人，我想我比其他大多数英国作家更亲近欧洲的另外一边。当然个别特例除外，如芭尼斯（Julian Barnes）。同样地，我又感觉自己处在介于在两者之间的位置，并且很乐意这样的处境。这并不表明我的法语说得很好，只是我能流利地阅读罢了。在散文“一个现代作家的法国”（A Modern Writer’s France）中我曾有过相关阐述。
戴安娜· 维邦：您觉得写作的哪个方面最有挑战性？过去您曾提过写作的语气和对话。
约翰· 福尔斯：无疑最困难的事就是说出你的感觉，部分原因可能是很少有人能真正清楚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显然与语气有关系。不像其他一些著名作家，我并不擅长模仿。因此我一向认为剧作家创作对话的才能非常重要。我非常钦佩如品特（Harold Pinter）这样对口语对话和沉默有着非凡模仿才能的人才。小说最重要的艺术之一就是省略，给读者空间去想象和继续作品的完成。
戴安娜· 维邦：您在小说中常常引用其他艺术形式，例如《收藏家》和《乌木塔》中的画，《法国中尉的女人》中Pre-Raphaelites的作品，和《丹尼尔·马丁》中林布兰特的自画像。在《魔术师》中有非常多的音乐成分。您是如何评价作品中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引用呢？
约翰· 福尔斯：从电影到图画等的视觉艺术最能吸引我。尽管生活中也喜欢一些音乐，但音乐对我的吸引远不如视觉艺术。现在我在听一张新唱片康登（Condon）的芝加哥爵士，另一张非常棒的磁带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希腊（Turko-Greek）音乐，还有一张新唱片是巴哈（Bach）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我几乎对所有的音乐都感兴趣，但尤其（只）对独奏乐器感兴趣，管弦和合唱则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