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选
作者：格雷厄姆·格林
我的哥哥雷蒙德 和我一起在汉堡进行反纳粹的间谍工作。我们当时住在一个旅馆的七楼，旅馆的一个雇员给我们捎来口信，说警察原本要来搜查旅馆，因为他们怀疑这里有异常情况，但是这个雇员已经说服了他们放弃搜查。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离开。但是我们采取行动之前，两个粗鲁凶暴的警察冲进房间，他们要我们出示证件。我不清楚雷蒙德会找什么借口，但我知道英国护照会完全暴露我们的身份，所以我就等着看他会说什么，同时，我也假装寻找我的证件。也许确实是雷蒙德想到了这个计策，我们抢下他们的枪，猛击他们的头部，把他们的尸体塞进一个壁橱里，然后离开。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乘飞机逃离，但是如果我们去乘一般的飞机的话，他们肯定又要看我们的证件。私人飞机需要支付昂贵的价钱，但是雷蒙德知道应该与谁联系。为了不被发现，我们快速弯腰经过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显然都是政府雇员们。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瘦小佝偻，一只手弯曲瘫痪的人——有些像我刚刚去世的朋友约翰·霍华德 ——正在读书。我们从容地坐在椅子上，尽量制造出一种一切正常的效果。雷蒙德提出我们要租一架飞机，但是，很长时间那个人对我们不理睬。但是他突然开始行动，他带着我们跑过一道机场的通道，来到一架直升飞机前。他的一个手下人过快启动了螺旋推进器而受到他的训斥。我先爬进去，雷蒙德跟在我后面，然后是我们那个一只手瘫痪的飞行员。我们直飞上去，我看到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我们安全了。
政治家和政客
赫鲁晓夫
虽然赫鲁晓夫侵略了匈牙利，但是在普通世界中，我总是对他持有好感。 在古巴危机中 ，他在与肯尼迪的讨价还价中占了上风——交换条件是美国不再入侵古巴，苏联不再向古巴提供防御性核武器，反正这些武器最远只能打倒迈阿密。在一次联合国的会议上，他用鞋子大敲桌面，我喜欢他的这种作为。1964年和1965年，我曾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与他相会，也许因此我对他颇有好感。
我第一次与他会面是在萨伏伊饭店 ，与另一群俄国人一起，其中有一位柴可夫斯基先生，普通世界中，我曾经在莫斯科见过他，他当时是《外国文学》杂志的主编。赫鲁晓夫看上去情绪很好，健康，放松。他的两位客人因什么问题而大声争论，这让他觉得很好玩。我们一起讨论了在英国拍摄电影筹集资金的办法，并说起发行人的坏影响。我说这种困难在俄国不会存在，但是赫鲁晓夫说俄国的电影往往会超支，所以常常会被拖延六个月，拍摄人员要等着政府官僚为他们增加预算。他非常热情，请我第二天与他共进午餐。另一个场合（因为我对那顿午餐毫无记忆），我在一个晚宴上与他坐在一起，直到晚宴快结束时他才与我说话，他说我的盘子上剩了许多鸡。“这是留给厨房里的工作的人的，” 我说，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应该相信慈善。”
“不是罗马教廷的那种慈善。”他微笑着回答。
也许因为他对我们的这次对话有所记忆，我们又在一次晚宴上相遇了，这天是星期五，他看看我的盘子，我在吃牛肉。他笑着评论道：“你在星期五也吃肉？我以为你是个天主教徒呢。”
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他正亲自处理去苏联的签证。他注意到我所填写的职业是作家，他说他希望我能写一些关于他们国家的文章。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非常清晰，非常蓝。等我回到我的朋友们身边时，我对他们说：“你如果很近地看他，他有一张很漂亮的脸，一张圣徒的脸。”
后来我发现我对他的看法在莫斯科得不到普遍的赞同。有一天我在克里姆林宫外，那里聚满了人，宫前支起了一个讲台，人们等着他们的领袖们出现。在另一个讲台上，一个年轻人开始对着公众说话，他开着赫鲁晓夫的玩笑，并且模仿着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赫鲁晓夫从口袋里取出大把卢布撒在地上，表示卢布毫无价值。
奇怪的是，我自己的世界常常要受到普通世界的影响。J.W. 邓恩可能会在他的《时间的实验》中这样阐述：当我梦到赫鲁晓夫有一张“圣徒”（死去的人）的脸时，我已经预感到他将要下台。1964年10月15日，我是在萨伏伊宾馆里听到苏联大选的广播的——九天之前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曾在同一宾馆中与赫鲁晓夫共进晚餐。
奥马尔·图伦约斯
在一次逗留巴拿马时，我发现已经成为我的好友的奥马尔∙图伦约斯不在那里，这让我很惊奇，因为我们有约在先。最后他总算来了，我注意到他改变了许多。我带了我的女儿作为翻译，但是他已经学会说一些英文。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很无趣的英国大兵，名叫丹尼斯顿将军。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凑趣 – 有几位美国人，包裹一个制服不整的滑稽的士兵，他借给我一本他出版了的日记，破烂不堪，我根本不打算阅读。我在那里是为了要警告奥马美国的一个阴谋诡计，他们要强制他离开巴拿马。美国人计划要煽动混乱，从而赶他出去，这样巴拿马就会像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一样，变成美国用以对付中美的军事基地。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奥马尔听明白这一阴谋。
费德尔·卡斯特罗
1984年6月我去古巴拜访卡斯特罗。我们一起散步，友好地聊着天，我们停在一个正在哭泣的可怜的男人面前。他刚刚在他亲手挖的小小的墓穴中掩埋了一个孩子。
卡斯特罗试图宽慰他，对他说现在他的孩子不会再受任何痛苦了。但是那个人并没因此而得安慰。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马上停止了哭泣并且握住了我的手。他说：“我能感觉到你是那种相信人死后还可能有着什么的人。”
胡志明
去拜访胡志明主席，我发现他非常谦恭，他向我解释他上次拒绝了我的拜访，因为他确有难处。他邀我去他总部周围的乡间中散步。我们必须对美国轰炸机时时睁大警惕的双眼。一辆直升飞机接近我们，我怀疑那是美国人的，但是原来它是“我们”的。它降落下来，一个年轻漂亮的欧洲女人从飞机里出来，她独自走开了。“她没有危险吧？”我问胡志明。他对她大叫：“回来，你不知道我手下的人会想对你做些什么。”
战争
1965年2月，空炸之后，德国伞兵降落到我所居住的伦敦的那个区。我和一个朋友试图开车逃离，但我一时疏忽，留下了一封泄露间谍活动机密的信。逃离的途中我们遇到两个德国士兵，但是他们没有要我们停下。但是随即我们看到其他士兵向我们走来，我们想要往回开并转弯，但很明显，这个错误引起了我们旁边的士兵的怀疑，我们被逮捕了。他们显然掌握着有关我的所有材料，包括一张用秘密照相机拍摄的我和一个德国人在一家旅馆中会面的照片，我记得我曾于1924年在占领区见过这个德国人。他们还有一盘录着我们的声音的磁带。现在真到完蛋的时候了，在酷刑室里我只能听天由命，从理性上说，我又有一种好奇心，想知道我能承受多久。他们还有一张我全身的X光照片，这对他们也会有帮助。
1965年6月23日，德军大举入侵，他们从伦敦南部大面积进入。我和一个朋友合用一架重型武器——迫击炮——从他们的侧翼进行游击战。我们用这架迫击炮轰炸了德军的一个据点和好几百名士兵，一个军官向我们投了降。我们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德国军队究竟是要进攻伦敦，还是要掐断伦敦和西部的联系？我们决定坐火车，后来我们意识到火车会开过德军占领区，在那里我们会被检查，但是为时已晚。
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上来见我们，我用一把左轮手枪顶住他的脊背，命令他到厕所里去。我们想要夺取他的制服 （我的同伴曾经用这种办法逃脱过）。但是门口还有一个德国兵，他的脸上露出胜利的表情，因为他已经拉了紧急停车的把手，火车停靠在一个明亮的弧光灯照耀下的站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