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选
作者：格雷厄姆·格林
间谍工作
在普通世界中，我曾经在英国情报六局坐过三年办公室，相比起来，我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为情报六局进行的间谍工作要有趣地多。奇怪的是，我在普通世界中认识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位进入了我现在所写的世界。所以，国家机密法可能也控制着那里。我所经历的最为冒险的要算我在德国的任务，那更像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而不是英国情报六局而工作。
那是一间家具很富丽堂偟的客厅，戈培尔 坐在一把镀金的椅子上，房间里还有其他几个人，所以我站在一个大理石的壁炉旁伺机行事。我携带着暗杀戈培尔的致命武器 – 那是一根香烟，它的烟气一经吸入，就能将人迅速快捷地置于死地。
我尽量向我的目标靠拢，手持着香烟，想让冒着烟的一头接近他。我渐渐失去了耐心，把香烟的一端直戳向他的鼻孔，然后逃离客厅。我希望毒气能很快生效，一团混乱会推迟他们对我的追踪。
街上很空荡，我向右转上另一条街——然后，我意识到别人可能从窗子里看到我，我又折回去，为了不被人看见，尽量沿着墙跟走，然后向左转。我穿过好几条小路，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大路上，因为我接到的指令是到北站去乘一辆火车。我看不见士兵或是警察，他们可能就在前头等着我。
我想要转进一个公园里去，因为那里有长长的通道，但是我还是遵守了命令，刹那间火车站就出现在我眼前——那是一个很小的火车分站。我找到了接头人，一辆火车已经开进来。我买了两张到终点的火车票，但是很快意识到我犯了个大错，因为火车的终点是沃平 。到沃平的火车票当然会暴露我作为英国特工的身份。沃平前面那一站是边境，我敢肯定他们会在那里逮捕我。但是我们还是安全到达了终点，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讲这个故事了。
我获悉一些有关金·费尔比 的新材料。他征募了海明威，让他收集有关香港难民的资料。海明威手头非常拮据，这个工作每周付他五镑钱，这正是他的家人所急需的。
一次我坐飞机去嗒卡尔，我在飞机场上给英国情报六局在那里的代表发了电报，告诉他我第二天早上到达，当时，飞机场上有些混乱。从嗒卡尔我要转机到塞拉里昂的首都弗里顿，那里的代表是特雷弗·威尔逊 ，上次世界大战时我就认识他，他也与我同在越南呆过。我正巧听到电话叉线，有一个官员在电话上要一张我的照片－据说中国新闻社能够提供一张。我安慰自己说：“他们的照片会让我看上去像一个中国人。”
在伦敦，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那个房间像我在《泰晤士报》做编辑时的办公室 。我正在调查一位双面间谍，他与一个名叫塞基的德国间谍有牵连。有人告诉我英国情报六局的头头C 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当着许多同事的面直接给他打电话，这让我很自豪。
我的顶头上司与我二十年代在《泰晤士报》工作时的编辑部主任乔治·安德生 长得非常像，他对我说：“我怀疑他是否会和你通话，他刚刚要了一杯红酒。” 但是C确实与我通了话，而且一上来就感叹上星期《旁观者》和《新政治家》两本周刊上的文章恶语伤人。我对他说：“如果他们不能证明事实的话，我们就要起诉他们，对这个星期的文章也一样处理。”
C下楼来看我——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身材瘦削，态度和蔼，戴着单片眼镜。我的另一位同事——长得很像我在《泰晤士报》工作时的编辑部副主任莫德上校 ——也来参加我们的谈话。我重述了在那星期的《新政治家》中，一篇文章说C的前任把写给外交部部长的机密文件留在桌子上任人阅读。
1965年6月，我回到西非进行特务工作。在火车站我的行李被偷走了，小偷是一个我错以为是行李员的非洲人。我去办公室找站长，他是个英国人，一位典型的殖民官员。我问他：“能和您说句话么？” 他粗暴地回答：“现在不行。”
我非常生气，坚持要和他说话。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因为我在这个殖民地中的地位很不明确 。一个非洲人被带到我的面前，他穿着长长的白袍子，我说他肯定不是小偷，因为他和我乘坐的是同一班火车。我问他是否注意到什么。就在那时，我从眼角看到一个和小偷一样穿着格子衬衫的人。
“就是他，”我说。但是当他转过身来时，我才发现他是一个消瘦的白人。
那年的下半年我在土耳其为英国情报六局工作，我惹了很大的麻烦。我要求增加工资，这带来了一连串有关我的调查。他们开始小心地问我一年买酒要花多少钱？我所有的酒都是在飞机场的免税商店里买的，所以，我能出示的价钱低于两百镑，我想这让他们觉得可疑。
一位穿着制服的盖茨将军刚从伦敦调来，他在我们平时闲坐的大客厅里踱着方步介绍他自己。我的情妇和我在一起，她很漂亮，穿着件很昂贵的毛皮上衣。我说：“问题不在于我是否乱花钱 – 如果我离开特工打道回家的话，我能赚更多的钱。”
我感觉到他们怀疑我有变节行为，将军最后走到了我的面前，他冷冷地伸出两个手指。他说他要给我们读一个名单，上面列出的是那些工作不能让人满意的人。
为了表达我不屈不挠的态度，我起身离开，我注意到我的情妇还在和我的一个同事聊天。将军要当着她的面开始讲话，这让人奇怪。也许将军以为她是我的夫人，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审查。
一个女人拦住我的去路：“你要到哪里去？”
“出去买东西。”
那女人满面怀疑地看着我的情妇，她大概在琢磨我工资这么低，怎么养得起这样个情妇？她说：“埃及向我们发了个请求，他们要你去那里工作，因为你对开罗很了解。”
“这就奇怪了，”我说，“我对开罗一无所知。我只是在那里换过一次飞机。”看着这个女人，我觉得英国情报六局肯定是想在那里把我给谋杀了。
我决定在土耳其申请政治避难，我去了移民局，但是他们拒绝帮助我。我请他们慎重考虑一下，我告诉他们我已经花了五百英镑贿赂他们的头目，我给他们看了证据。
事态平息下来后，我作为英国情报六局的特工被派往法属的一个热带城市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工作。一个我称之为M的高级官员来检查工作。我有些不友好地说他是那种典型的特工人员——“一个狡猾的商人和一个少校的杂交品。”
如同平常一样，我的工作就是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忙，我们给M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旅馆里。有人举手与我们打招呼，这给我一个机会，我对M说：“他是这里的殖民地长官，我在西贡就认识他。”
“他当时是不是我们的特工？”
“他那时应该是吧。”
我接着说对于我们掌握这个城市的建设情况，这人可能会很有用处。
“法国人正在建造这个城市么？”他问我。我建议说我们可以晚上一起开车出去，去看看这里的一个名叫西瓦纳的欧洲区。
1980年1月，金·费尔比秘密到伦敦来看我。他看上去与我记忆中的很不一样——他有些鬼鬼祟祟，贼眉鼠脸，我有些失望。他带来一篇他为《旁观者》写的文章，写得还真不错。他从哈瓦纳搭乘一条英国船回来，我问他难道不担心在船上被逮捕——他含糊其词地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没事了。但是他临走时仍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让我走在他前面。他看到有个人从一个房间里来到走廊上，这人很危险。
我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在德国做间谍，我们打扮成德国军官的模样。我们对这一使命很掉以轻心，逃离时，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经过瑞士边境的火车。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要求我们出示证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我的同事比我的级别要高，对她说我们的证件都打在行李中了，她接受了我们的借口，只是用铅笔在我们的车票上写了75这个数字。但是到了边境处我们遇到了些困难，我们应该出示护照——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掌管护照的官员是一个傲慢的的家伙，显然不像年轻女人那么容易对付。但是，他那长相丑陋的中年妻子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而且，在家里肯定是她掌权。她简单地告诉他说，护照已经被检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