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贼喜鹊》序曲
作者：杰·鲁宾
文：[美] 杰·鲁宾（Jay Rubin）
一般来说，村上离开普林斯顿受邀前往其他大学的访问都只有一两天的短暂停留，不过在1992年11月，即《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在日本出版一个月后，他作为尤娜人文讲座（为纪念伯克利校友尤娜·史密斯·罗斯而设立）的主讲前往伯克利待了四周。这一颇有声望的角色要求他做一次公开讲演并参加四次每周一次的研讨班。这次讲演真让他煞费苦心，因为必须使用英语，而且听众相当多，不是单单面对一教室讲日语的学生了。
多年的翻译已使他的英语语法非常扎实，住在普林斯顿又迫使他将自己的口语水平至少提高到日常交流不成问题的程度，但眼下他是被要求像那些似乎总是想得太多的教授一样登坛宣教。他决定接受这一挑战，讲稿先用日文写好再译为英文。结果成就了一篇雄辩又具有启发意义的演讲，名为《羊男与世界尽头》。其中，村上提供了很多已译为英文的这两部长篇的有趣的背景信息，而且也谈到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等更加综合性的问题。以下是演讲的结论部分：
在我看来，在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中，交流是个尤其重要的问题。白人、黑人、亚裔、犹太人以及来自各种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都生活在一起，要想清楚地传达出自己的思想就不能只满足自己所属集团的需要，而是需要一种能够为更广大范围的人群所接受的写作风格。这就要求一种适用范围很广的修辞手法、讲故事的方式和幽默。
然而在日本，由于文化和人种相对而言要单一得多，文学的取向也就有很大不同。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一种只能在一个志趣相投的小圈子里交流的语言。一旦一部作品被贴上了“纯文学”的标签，也就意味着它只需要跟几位批评家和小圈子的读者打交道了。如此写法固然无可厚非，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都得这么写。这种态度只能导向窒息。而小说是个活的有机体。它需要新鲜空气。
这种新鲜空气，我是在外国文学中发现的。
当然，无论我在外国文学中发现了什么宝藏，我仍然想写——并继续写——日语小说。我是采用新的方法和风格在写新型日语小说——新型物语。我一直因为没有使用传统的风格和方法而遭到批评，但不管怎样，一位作家有权选择他自觉适合他的任何方法。
我在美国差不多已经待了两年，我觉得过得非常自在。甚至可以说比在日本还舒服。不过，我仍然时刻意识到我是出生、成长于日本的，我也一直是用日语写小说的。而且，我的小说发生的场景也一直在日本，并不在国外。这是因为我想使用我自创的风格为日本社会绘像。我在国外住得越久，这种欲望便越发强烈。不知怎么回事，似乎有这么个传统，即一直在国外居住的作家和艺术家回国后总怀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他们对日本的评价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赞美起日本料理和风俗。我的情况与此不同。我当然也喜欢日本料理和风俗，但我现在想做的是住在国外，从这里观察日本，将我看到的东西写入小说。
我正在写一本新长篇，在写的过程中我意识自己在一点点地改变。关于这种改变的最强烈的意识便是这种我必须改变的新意识。我知道，不管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一个人，在面对我周围的世界时我都一定得变得更加开放。我也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我将不得不投入战斗。
比如说，在我来美国之前，我从未像今天这样面对听众进行什么讲演。我一直认为我没必要做这样的事，因为我的工作是写，而不是说。然而，自从来到美国之后，我已经逐渐开始感觉到有一种想向人们说些什么的愿望。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想让美国人民——世界人民——理解我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在想些什么。对我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改变。
我肯定地觉得，从此以后的小说中不同文化元素的混合会远比以前更加多样化。我们已经在石黑一雄、奥斯卡·希胡罗斯、谭恩美(注：分别为当代著名日裔英籍、非裔美籍、华裔美籍作家。)和曼纽伊尔·普伊格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趋势，他们的作品都超越了单一文化的界限。石黑一雄是用英文写作的，但我和其他日本读者从中仍能感受到某种强烈的日本况味。我相信在这个地球村中，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可互换性。同时我也想继续思考在如此强大的潮流中人们如何才能保持其独特身份的问题。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通过我此后的写作秉持并继续推进这一思考过程。
《奇鸟行状录》
村上谈到的“新长篇”当然就是刚刚开始在日本的《新潮》杂志连载的《奇鸟行状录》。这一庞大的计划将占据他此后三年间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由短篇小说《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们》生发而成的小说的第一二部同时在1994年4月12日星期二出版；但厚达五百页的第三部直到1995年8月25日星期五才正式出版。村上就像当初写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一样感到筋疲力尽。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奇鸟行状录》也许是“通过一种神秘的细胞分裂过程”相互分离出来的，不过其主题都旨在探索人与人之间了解之困难，场景也都设置在富裕的1980年代。《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也许可以看作以长篇小说的篇幅对《象的失踪》之谜的进一步探索，而《奇鸟行状录》则开拓了崭新的探索领域。这是部枝蔓丛生的作品，开始是围绕一对夫妇猫的失踪展开的家庭戏剧，然后将我们带到蒙古沙漠，最后以广泛深入地揭露政治和超自然的罪恶终结。《奇鸟行状录》的篇幅比《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还要浩繁，很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正如村上的夫子自道，从这部作品开始，他终于放弃了他一贯酷酷的疏离姿态，开始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而且大部分的情节虽仍旧发生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思维中，全书的中心却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位其声誉一直建立于他酷酷的疏离感之上的作家而言，这确实是次勇敢的转变，不过村上已经开始强烈地感到“仅仅”讲述故事是远远不够的了。他想更深入地关切某些东西，想让他的主人公的探求获得某种成效。
《奇鸟行状录》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作《寻羊冒险记》的一种重述。感觉仿佛村上在自问：“如果小说中的‘我’对于他婚姻的破裂不是那么冷漠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当初仅在十二瀑村的奇异故事里暗示的日本侵略大陆的那段悲剧性历史以及政府对十二瀑农民的剥削（将他们转为牧民以保障在中国境内打的日俄战争的后勤供应），如今通过大篇幅地正面描写当时满蒙边界发生的战争以探索当今日本的暴力的传承。
《奇鸟行状录》用大部分篇幅描述异乎寻常的事物，包括那些根本不予解释的超自然因素以及不论在时间还是地域上都距离当代日本非常遥远的场景。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谜和外部色彩剥离开来，结果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莫名所以有些性压抑的丈夫被他甚至更加压抑的妻子离弃，因为后者在别的男人怀抱里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性欲指向。
夫妻双方都并非假正经，虽然做妻子的有点完美主义和洁癖（就像《寻羊冒险记》中的妻，如此写法不过是追求点喜剧效果）。她以及她所有的一切——甚至她的书法——都不断地被描述为干净而又精确。虽然两人从一开始就称不上有多大激情投入（“两个人初次见面时并没有什么类似被雷电击中的强烈、冲动的情感，而是某种更加安静、温和的感觉”），他们的婚姻至少给了他们六年的亲密相处，感觉上这就是真爱了（唯一的裂隙就是三年前妻子方面围绕一次意外的怀孕和流产而生的一些无法解释的谜）。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享受过达到失控程度的彻底的性快感。
当妻子迷失在欲望的黑暗疆域并开始从那个未知的世界向丈夫发送含混莫解的求救信号时，做丈夫的感到困惑难当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害怕会随着她误入黑暗，他于是等待着一个能告诉他到底该怎么做的信号。他收到她写的一封信，要求离婚，信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她的婚外恋情。对大多数男人来说，这早就足够让他结束夫妻关系了，但他仍然犹疑不决，不肯贸然行动。他想到过跟另一个女人逃到欧洲，将这一切麻烦都抛在脑后，但最终他还是决定要留下来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