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劳作!”

作者:乔治·斯塔巴克




  毕:当她拿到那些诗的时候,她爱读吗?那些十四行诗?
  斯:她不知道。她不能确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能直接在打字机上做诗歌翻译的。你似乎已经洞悉了巴西人的秘密,从而能够以早期英国民谣风格完美地写下那样一首诗:《灵魂的兄弟!灵魂的兄弟!》。
  毕:哦,对。那首民谣只不过是一部圣诞长剧中的一小部分。我对它做了删节。我的翻译水平有限,也从不接受翻译方面的约稿,但似乎总有一些文字偶尔要从我这里变成英文。那本书中有一首诗《家庭中的旅行》(原作是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里德)我自认为就很不错,格律也正确无误。什么也没有变动,甚至连词序也没变。当然,词序要显得自然,一般总要做一些调整,但这次是例外。我曾致信安德里德先生,询问他是否可以重复一个词,以取代他原有的诗行,他回信说可以,说这是个好法子。葡萄牙语的韵律体系与英语完全不同,很像法语。但有时候,一首诗也确实能够被翻译成英文。
  斯:我对你的一首诗充满好奇,你对它的驾驭显得轻松自如。谈谈《麋鹿》吧。
  毕:我着手写这首诗大概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讨厌说多少多少年之前。我写这首诗是因为麋鹿的故事,那是真事儿;最终,诗歌也正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
  斯:关于这首诗,有几种看法认为还有其他的动因或主题:梦幻般的对话,有没有将你带回到祖母在你枕边讲故事的时代呢?
  毕:对,你说的没错。我一直都有那种体验。我已经将它写进了我的旅行札记中了。我想你肯定会在飞机、火车或是巴士上碰到这种情况的。你知道自己累坏了,半梦半醒。既然这首诗给你这样的印象,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对话有很重的新斯科舍口音,陌生而又熟悉,虽然我并没有写下多少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与麋鹿真的是巧遇。一个朋友写信告诉我他碰上雄鹿的事,和我的差不多。和我那次碰到的一模一样,麋鹿把汽车整个闻了个遍。但那一次,他没有像我那样让它消失在路的尽头,他还驱车追出去有一里多地呢。
  斯:你显然很喜欢去了解并运用地理学知识。你的文字用词准确、恰到好处,特别是细节的艺术,请允许我说(可能会让你尴尬):我非常佩服你诗歌中道德上的那份冷静。
  毕: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你说的……
  斯:好吧,好吧。但这本书最后的那首晨歌《五段楼梯》却很特别。你毫不费力地就使“沉闷”的早晨成为我们的原罪:因我们拥有过去的岁月、拥有重复的知识而备感沮丧——(“昨天使今天醒来,不费吹灰之力!/而我发现,昨日之重几乎无力提起。”)
  毕:对,似乎很少有人喜欢那首诗。
  斯:我被它深深吸引。
  毕:每个人肯定都有这种体验。你知道的,对于我的第一本书,一位我很钦佩的朋友当面指出:“可是你的诗里一点都没有哲学。”而真正的城市居民则对诗中连篇累牍的“自然风物”厌烦透顶。
  斯:我猜克鲁索是城里的孩子。他是这样调皮,和你为这座小岛借来的植物和动物保持着一致。(《克鲁索在英格兰》,见《地理学Ⅲ》)
  毕:它是几座岛屿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斯:也是故意将几个时代混合在一起的产物——就像华兹华斯所做的那样。
  毕:《纽约客》杂志寄给我校样时,编辑在那一行诗的旁边写着:“时代搞错了”,我想在这首诗的别处大概也有几个“历史性错误”。我告诉他们那是我有意为之,是我的虚构,但迟钝的蜗牛,迟钝的蓝蜗牛却是真实存在的。
  斯:在他所在的胡安·弗兰德兹岛上也有那种蜗牛吗?
  毕:也许吧——不过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是在佛罗里达的万里群岛上。多年前,我曾经划着独木舟到那儿旅行,看到过蓝色的蜗牛。它们是树蜗牛,我可能还抓了几只。它们太脆弱,一不小心就被我捏碎了。这东西岛上到处都是,真是种奇异的动物。
  斯:克鲁索是岛上的亚当,而你则以“万物中的代表:一种树蜗牛……一种树……一种浆果”创造了一座令人目瞪口呆的小型伊甸园。
  毕:溪流的原型其实在佛罗里达,我们过去常能见到。虽然你是了解我的,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遭到了批评。在牙科诊所,我在《国家地理》上读到关于这首诗的文章差不多就有七篇之多。
  斯:“你是一个我/你是一个伊丽莎白/你是她们中的一员。”
  毕:对,那是其中一篇,我原本以为没人会注意。这首诗中的一些错误,却不料每一个都被他们找了出来。1918年两本《地理学》杂志的刊号和我记的有偏差。在尚未读到他们的文章之前,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过资料。在二月号中有一篇题为《一万道烟柱的山谷》的文章,是写阿拉斯加的,我记得不错。然而,关于非洲的文章却是在下一期三月号上发表的。当我把诗作寄给《纽约客》杂志时,我写信给霍华德·摩斯(Howard Moss),说我必须承认这个小错误。对此,杂志的态度是宽容的,并对我说这没关系。但之后,两位读者发现了这个错误。他们就把它更正了过来!我加一个注脚就好了。
  斯:诚然,所有的批评家都是诗人,所有的诗人也都是批评家。不过,如果说我相信两者之间必定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个性。批评家的着眼点往往更多地聚焦在纯文学上。而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可以把一部装载着文学史料的厚重诗选编得简明扼要,但当他给地名做脚注时,他却把加拉帕哥斯群岛写成了加勒比海上的岛屿。
  毕:他给过我一本。我读到《进入圣琼斯的纳罗斯海峡》这首诗时发现,他在注解中将纳罗斯海峡说成是加勒比海上的岛屿,而其实那是纽芬兰岛的圣琼斯。
  斯:诗人总是热衷于地理、旅行、探索世界……我读过洛斯(Lowes)的一本书,里面充满了睿智。但他大胆地指出柯勒律治的诗真是莫名其妙却不免有矫饰之嫌,他说柯勒律治的价值只不过是在重音和轻读方面有着极端怪异的品位罢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洛斯的这种说法——他说柯勒律治对于那些没人知道的事物的琐碎繁复的描写能让读者得到些什么?——其目的只是为了使读者震惊。
  毕:你说得对极了。
  斯: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但现在则是一个发现真正的奇迹的时代。可能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状态,柯勒律治才去找寻那些书的。
  毕:他们懂什么?在写作时,可能要把成百上千件事综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一首诗,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将它们分离,说这是这,那是那。
  斯:写克鲁索的那首诗时受到了什么启发?
  毕:我不清楚。我重读了《鲁宾逊漂流记》,我发现这本书真是让人感到敬畏,而我之前居然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来细读这本书。然后我记起了我在阿鲁巴岛的旅行——很早以前它就已建成为“度假区”。我穿越了整座岛屿,那里真的到处都是火山。
  斯:我不记得《鲁宾逊漂流记》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了。这首诗是这本小说的浓缩吗?
  毕:哦,不。我记不清当时确切的细节。我花了一个晚上重读这本书,我忽略了这部小说的道德立场和它的基督教倾向。因此,我认为我当时的写作是想重新解读这个故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原作多大的影响。
  斯:你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促使你选择诗歌这条人生之路的?
  毕:我十二岁的时候参加夏令营,有人给了我一本诗集,是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的第一本诗集,使我印象深刻。此前我从未读到过像这样的诗。我读过艾米丽·狄金森早期的诗歌,我并不太喜欢她。我姑妈那里有勃朗宁、勃朗宁夫人、丁尼生和英格斯比等人的传记。
  斯:但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并且对自己说:“在与我同时代而又走在我前面的诗人中,我将不得不接受谁的指引?”
  毕:我想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奥登可能是这样一位诗人。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奥登出版了他最初的几本诗集。我和几个朋友对他很感兴趣。他的第一本书给我以极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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