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劳作！”
作者：乔治·斯塔巴克
文：［美］乔治·斯塔巴克（George Starbuck）
伊丽莎白·毕肖普（1911-1979），191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1934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瓦萨女子学校，同年结识女诗人玛丽安·穆尔，在把握诗歌精微之处的技艺上深受其影响。194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北与南》，奠定了其在美国诗坛的地位，后移居巴西达十七年之久。1955年的《诗集》获普利策奖，1969年的《诗合集》获全国图书奖，1979年因患动脉瘤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她的诗歌严谨、细腻，韵律巧妙，既是对现实事物的冷静描摹，又充满了超现实般的奇异幻想，文词精准而富于暗示，是继玛丽安·穆尔之后又一位倍受尊重和推崇的美国女诗人。
冬季的午后阴云如晦，伊丽莎白·毕肖普一身便服——穿着一件哈佛大学的运动衫——起身欢迎访问者登门造访。当被问及客厅墙上那面精雕细刻的镀金镜子的来历时，她回答得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是的，这面镜子是威尼斯的产物，上面雕刻着皮肤黝黑的威尼斯人，但她却是在里约热内卢的拍卖会上得到它的。访问者预感到，这次访谈将迥异于之前与他钟爱的任何一位诗人的对话，于是他将小录音机放在沙发前的矮茶几上，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令他颇感惊讶的是，沙发后的整面墙上已为书籍所填满。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美好的回忆——毕肖普想起她认识并偏爱的某些人，他们的怪癖和放纵的言行——使她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是短暂、尖利而诡异的，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斯塔巴克（下简称斯）：我做过一点研究。我翻阅了你受时代生活出版社（Time-Life Books）之邀所撰写的游记，也有地理方面的著作。你以明快的笔法，条理清晰地叙述了一个个巴西历史中的传奇故事。
毕肖普（下简称毕）：我不太记得那本书了，更确切地说，我不认为那是我的得意之作。那本书是由时代生活出版社编辑的，做了很多改动。我选图片的标准和他们不同，我想用得更多一些。书里收录了堂帕德罗①和他的随从官员在尼亚加拉瀑布前的合影吗？确实，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照片记录了他们的行程。但我认为那一张真是绝妙的讽刺。他的脚步几乎遍布了这个国家。而在巴西，他反而从未到过伊瓜苏瀑布，那要比尼亚加拉瀑布大上多少？大上十倍呢……那是1876年，他去费城参加建城百年纪念的事了。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①和他的电话也出现在那儿。贝尔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发明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被广泛应用。但堂·帕德罗为他在帕特罗波利斯的夏宫订购了多部电话机。他又觉得宫廷中的妃子们可能还不满足，于是就给她们每一个人带回了一台辛格牌缝纫机——但实际上她们并不喜欢。你在那本写巴西的书中有没有读到朗费罗是怎么在剑桥为他办宴会的事？
斯：对，我记得有这么一段，但堂·帕德罗喜欢的诗人其实是惠蒂埃（Whittier），堂·帕德罗还把惠蒂埃的作品翻成了葡萄牙语。
毕：我查阅过那些译文。刚开始我认为他翻译的应该是惠蒂埃批判奴隶制的诗歌，因为堂·帕德罗坚决反对奴隶制。（奴隶制在巴西直到1888年才得以废除。）但情况恰恰相反，被翻成葡萄牙文的是那些描写飞鸟的风景诗。
在朗费罗的晚宴上，惠蒂埃显得很害羞，六英尺多高、健硕而英俊的堂·帕德罗两次试图给他一个巴西式的吻，把可怜的惠蒂埃给吓坏了。
斯：你接受像时代生活出版社这些机构指定的写作任务，而又使它完全呈现为你自己的风格。（毕：并不全听我的，说三分之二可能还差不多。）你似乎总是急于讲述那些故事。你在以翻译的方式写作。我发现了一些秘密。如果我没有在目录上稍作停留，而是直接翻看《地理学Ⅲ》，那么我就会直接阅读你的诗作《约瑟夫·康奈尔》，而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翻译自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
毕：这首诗的西班牙语版本让人惊叹不已。
斯：英语版的亦然！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正在读的是你关于康奈尔的诗作。保尔·卡洛尔（Paul Carroll）有一首杰出的作品，写的是康奈尔的“美第奇牌自动售货机”。那时，我想，“伊丽莎白·毕肖普写的康奈尔，比它还要出色”，然后我翻到最后一页，去看原文。
毕：你说得很对。当然，我也考虑过应该把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名字放在这首诗的开头，一开始我确实是这么做的，但看起来并不合适。先有标题，然后有题献词，再把它放在标题底下似乎有累赘之感，故此我决定把它放在书的末尾。
斯：确实，你写下了许多有关绘画作品的优秀诗篇。《地理学Ⅲ》中有一首描写目光接触到绘画上那一刹时的感受的作品此前已经被人谈及，但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毕：在我的第一本著作里有一首诗名为《大而无当的画》，诗里谈及的那幅画是我叔祖父的作品，大概是他十四岁时画的吧。他们家住在新斯科舍省，一贫如洗，他只得到海上去当船上的服务生。之后他画过三四幅尺幅较大的油画，追忆遥远的北方，怀念美女岛，如此等等。我热爱这些画，尽管在艺术上它们并不成功。我的一位姑妈买下了其中几幅。我试图让她卖给我，但没有如愿。此后，叔祖父乔治去了英格兰，在那里他成了一位相当著名的“古典派”画家。我想应该是在1905年，他回到新斯科舍省度夏，顺便看望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祖母。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大批素描，为我的姑妈、母亲和其他人上了一堂“艺术启蒙课”。我终于还是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一幅很小的素描（其大小相当于一张旧版的美钞），我在一首诗中描写过它。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写过一篇探讨这首诗的论文，极为精彩。你用这台录音机录音乐、录诗歌朗诵，是做这样的事吗？
斯：这只是我第二次用录音机。
毕：在巴西的时候，我尝试着将一些信函录到磁带中去，但后来放弃了。
斯：我还听说过有人试图用磁带进行写作。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训练自己使用录音机翻译。他正在录戴高乐的论文集和新小说的全集。为了谋生，一部接一部地录。他说他在训练自己熟悉整个工作流程，先通读两遍，顶多三遍，然后用法语和英语录音，最后由一名打字员转录，快速复制一遍。
毕：我对他的工作方式一无所知。他录了多少？一百二十七本小说？我翻译过一本巴西人的著作，很厚，是一个女孩的日记。其中可能错误连篇，因为那是我的处女作之一。那时我刚开始阅读，在试着学葡萄牙语。有人建议我做点翻译，于是我就做了。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开始的时候，我把译文写在一本大开本的笔记簿上，但译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女孩的风格，或者说是我认为我理解了。随后我开始直接在打字机上翻译其余的部分。就这样，这部书耗费了我大概三年的时间。我相信有人能直接在打字机上写诗，据我所知，威廉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斯：有些诗人写诗是如此轻松，会让你心生恐惧。我有个邻居，大概四十年前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立常规医院工作的时候，还是一名非常年轻的护士。有一次她告诉我一件事，问我是否听说过她那个怪异的上司。他是个神秘的医生，过去常常叫她把他那些潦草地写在处方单背面、卫生纸以及其他东西上的诗歌在打字机上打成定稿。于是她不得不远离办公大楼，躲进一间逼仄的盥洗室，坐在马桶上，就在那么个地方处理这些诗歌。把打字机放在膝盖上，把手稿转录一遍。
毕：他是……？
斯：没错，他就是梅里尔·摩尔（Merrill Moore）。过去他常常在驾车外出的时候，将十四行诗口述录进电话答录机。我的意思是他写过十万首诗，最后的总数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