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诗人与城市
作者：Ｗ．Ｈ．奥登
在我们的时代当中，改变世界的、行动着的人不是政客和政治家，而是科学家。不幸的是，人们并不能用诗歌来赞颂他们，因为他们的事迹是和事物相关联的，因此也是沉默无声的。
当我发现自己呆在科学家的身边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像是个破落的助理牧师，不小心走到了一间公爵云集的客厅里。
社会的不断扩大以及传媒的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那便是基尔克加德（Kierkegaard，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称作公众的特定人群，这是古代世界闻所未闻的：
公众不是一个国家，一代人，一个社区或者是这些特定的人，因为所有这些只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的自身。在公众当中，没有一个人会真正承担什么：一个人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候或许从属于公众之列，可是，有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他自己，而不是其它什么东西，这时他就不是公众的一部分了。公众是由这些个人在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组成的，它是某种庞然大物，某种抽象的被人遗弃的空无，这种空无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
古代世界知道莎士比亚所说的那种人群的现象，即大量的人聚集在一个有限的物理空间里。煽动性的演说有时会将他们变成暴徒，他们就会以个人所不可能的方式行事。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但是公众与此不同。假设一个学生在交通高峰期的地铁里，他的思维集中在一道数学题上，或者是在他的女朋友身上，那么他就是人群中的一员，而不是公众中的一员。一个人若要加入到公众之中，他不必去特定的地方，径可以呆在家里，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
人有其独特的气味，他的妻子、孩子和狗可以辨别得出来。一个人群有其集体的气味。而公众则是没有气味的。
暴徒是活跃的，他粉碎、谋杀或是牺牲了自己。公众则是消极的，或者最多是好奇的。它既不会谋杀自己，也不会牺牲自己。它旁观着，环顾着，而暴徒会攻击黑人，警察会围捕犹太人，用瓦斯来对付他们。
公众是最不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人们不论富有或贫穷，不论受没受过教育，不论好看或猥琐，尽可以加入其中。它甚至可以容忍某种虚假的反叛，也就是说，容忍其内部形成某种公众集团。
在人群当中，诸如愤怒或是恐惧之类的情感会很快扩散开来。人群中的每个人都会激发其他所有人的情绪，因此情感便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公众之中的成员彼此并无联系。如果公众中的两个人见了面并且进行了交谈，他们谈话的功能并不是要传达意义或是激起情感，而是要用声音来掩盖公众存在于其间的那种空无所具有的寂静与孤独。
偶尔有些时候，公众出现在人群之中，于是变成可见的了。比如说，它会出现在旁观的人群之中，看着一伙狂暴之徒推翻古宅，想象着暴力是世界的主宰，没有什么爱能够战胜它。
在社会上出现公众这种现象之前，有两种不同的艺术，即率真的艺术和精奥的艺术，但是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兄弟之间的那种不同。雅典宫廷可能会嘲讽皮拉摩斯（Pyramus）和提斯柏（Thisbe）的机械的戏剧，但是他们依然认为那是戏剧。宫廷诗歌和民间诗歌为共同的关系联系在一起，那便是二者都是由手来创作的，而且都是为了流传下去而创作的。最粗糙的民谣和最深奥的十四行诗一样都是依照一定的标准创作的。公众以及迎合它的大众传媒的出现破坏了率真的通俗艺术。精奥的“博学的”艺术家得以继续存在，并且能够像一千年以前的艺术家一样工作，因为他的读者或观众群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根本不能引起大众传媒的兴趣。但是，通俗艺术家的读者或观众群是大多数的人们，因此大众传媒必须要把他们从这类艺术家那儿争取过来，如果传媒要想不破产的话。这样一来，除了一些喜剧艺术家之外，今天便只剩下“博学的”艺术家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并非通俗艺术，而是人们用来消费的娱乐方式，就如同食物一般，被人们消费以后就被忘却了，然后又被新的菜肴所代替。这对大家都是不好的——大多数人都丧失了真正的自己的品味，在文化上变成了装腔作势的人。
艺术史学家之所以能够将艺术的历史分成不同的时期，是因为艺术本身具有两个特征：首先，它在特定时期具有共同的表达风格；其次，不论是明显的还是暗含着的，艺术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关于英雄——即那种最值得出名、纪念和模仿的人——的观念。“现代”诗歌特有的风格便是其亲密的语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谈话，而不是对一大群人的谈话。现代诗人一旦提高调门，立即就会变得虚假。现代诗歌特有的英雄既不是“伟人”，也不是罗曼蒂克的叛逆者（这两种人都是做出非凡事迹的人），而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男男女女，他们顶着现代社会所有的非人的压力，试图获得并保持他们自己的脸孔。
从诗人的兴趣和艺术创作的本质上来说，他们的知识有所局限，不太能理解政治和经济。他们自然的兴趣就在于个人和个人关系上，而政治和经济则关注许多人，因而关注一般的人（诗人极为厌倦一般的人这样的想法。），并在很大程度上自然而然地关注非人际间的关系。诗人不能理解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因为对于他来说，主观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一首他花了几个月写的、他自己认为非常好的诗，他可能卖上十镑，而对于他只花了一天就写好的一篇报道，却可能买上一百英镑。如果一位诗人是成功的——尽管很少有诗人能够像小说家或剧作家那样挣很多钱，以至可能被说成是成功的——他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一个成员，信奉必然的“放任自流”（laisser-faire）；如果他不成功并饱受折磨，他就易于产生好斗的奇思异想，想要以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的白日幻想来消灭现存的秩序。社会常常会意识到“失败的”艺术家（artists manqués）在夜间的咖啡桌上所规划的那些乌托邦设想。
所有的诗人都喜欢爆炸、雷暴、飓风、火灾、毁灭以及惨烈的屠杀场景。对于政治家来说，诗性的幻想绝对不是令人向往的。
在战争或革命当中，诗人可能会出色地充当游击队战士或间谍，但是他不大可能成为优秀的普通士兵。或者说，在和平时期，诗人不大可能在议会中的一个委员会中做一名负责人的委员。
对于政治理论来说，如果它像柏拉图的理论那样，建立在与艺术创作相类似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就必定成为某种专制理论。诗人或者任何其它类型的艺术家的所有的目标，便是创造出某种完整的、长久不变的东西。一个诗性的城市中的居民数目将一直是固定的，他们将永远做着同样的工作。
另外，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艺术家必须不断使用暴力。一位诗人写道：
桅杆那么高的锚穿透了一道裂缝
然后改成了：
锚穿透了封闭的道路
又再次改成了：
锚穿透了草垛
最后改成了：
锚穿透了教堂的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