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诗人与城市
作者：Ｗ．Ｈ．奥登
一个社会如果真的像一首好诗，能够体现美、秩序、简洁以及细节服从整体这样的审美特点，那么，它将会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梦魇，因为对于历史上真正存在着的人来说，要想形成这样的社会，就必须进行有选择性的交配，去除生理上和精神上不适应生存者，绝对服从社会中的支配者，并蓄有庞大的奴隶阶级——他们呆在地窖里，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反之亦然，一首诗如果真的像民主政治一样——不幸的是，真有这样的例子——那它将缺少形式，空洞无物，陈腐无味，完全令人厌倦。
有两种政治问题，即党派问题和革命问题。在党派问题中，所有的党派在将要达到的社会目标的本性和公证性方面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在彼此达到这样的目标的政策方面却是有分歧的。不同党派的存在是有道理的：首先，没有哪个党派能够提供无可反驳的证据，来证明它的政策是实现大家所共同渴望的目标的唯一途径；其次，没有哪个社会目标可以不牺牲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就得以实现，于是，很自然地，每个个人和社会团体都会寻求某种政策，将自身的牺牲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做出牺牲，最好是别人来牺牲。在党派问题中，每个党派首先都试图通过诉诸其社会成员的理性来说服他们，它列举出许多事实和观点，说服别人相信它的政策比它的对手更能实现人们渴望的目标。在党派问题上，感情必须被控制在低温状态。当然，卓有成效的演说需要吸引听众的情感，但是在党派政治中，演说者应该展现出起诉律师和辩护律师的虚拟情感，而不是情绪真的失控。在议事厅之外，对手们应该能够在彼此的家中用餐——狂热者在党派政治中并无位置。
在革命的问题中，社会中不同的团体对什么是公正持有不同的观点。当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就不能会有争论和妥协。每个革命的问题潜在地都是一个“开战的理由”（casus belli）。在革命的问题上，演说者并不能诉诸听众的理性来说服他们。通过唤醒并诉诸听众的良知，他可能会改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的看法，但是，不管他是代表革命的阵营还是代表反革命的阵营，他的主要使命都是要激发这个阵营的激情，使得它能够投入所有的精力，来获取自己的全面胜利，并彻底击败它的对手。如果是革命的问题，狂热分子便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只有一个真正的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问题，即种族平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辩论其实是党派问题，因为它们所谋求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这便是布莱希特（Brecht）在其著名的诗句中所总结的：
Erst kommt das Fressen, dann kommt die Moral
也就是说，先有食物，然后有道德。在今天所有科技发达的国家中，不管它们给自己贴上什么标签，它们的政治目标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便是保证作为心理生物体的每位社会成员获得生理和精神健康的权利。这个目标的正面象征乃是一个裸体的无名婴儿，而其反面的象征则是集中营的大堆无名的尸体。
在现代大多数政治当中，令人惊怖和无限沮丧的，乃是它们——主要是共产主义，但又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拒绝承认这是个党派问题，只能诉诸事实和理性来加以解决；并且，它们坚持认为我们之间存在着革命的问题。如果一位非洲人将他的生命献给谋求种族平等的事业，那么他的死对于他自己便是有意义的。但是绝对荒唐的是，人们每日要被夺去自由和生命，而人类很可能会在其实只是实际政策的问题——比如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是私人执业更会保障社区健康，还是社会化的药物更能保障它——上毁灭自己。
我们时代的独特和新奇之处就在于，严格地说，所有先进社会主要的政治目标并不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关于作为个体人和公民的人的，而是关于人的身体的，关于前文化、前政治时期的人类动物的。与五十年前相比，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已经大为减少，而国家的权威则大为增强，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今天的主要政治问题不是关于人类的自由的，而是关于人类的需要的。
作为动物，我们都是自然需要的奴隶，我们并不能自由决定我们若要保持健康需要多少食物、睡眠、光线和空气。我们都需要一定量的这类东西，而且我们需要的同样多。
每个时代在其政治和社会考虑方面都是片面的，在谋求实现其最重视的特定价值方面也是片面的，它忽视甚至是牺牲了其它的价值。除了非洲或者更为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之外，诗人或者任何艺术家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都比以前要更为困顿，因为尽管他不得不赞同每个人都得到充足的食物和闲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却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艺术关注的是孤独的、处在个人关系之中的单个的人。既然这样的考虑在诗人所处的社会当中并非主导性的，那么，当社会在对其进行思考的时候，不免要带着怀疑和隐隐约约的敌意——它或私下或公开地认为，把人当作单个的人的主张，以及对隐私的要求，都是在装腔作势，是要高人一等。于是每位艺术家都会感到自己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在我们的时代，创作艺术作品本身便是一种政治行为。只要有艺术家存在，创作着他们喜欢的东西和他们觉得应该创作的东西，即便这种东西并非那么好，或者只能吸引很少一部分人，但是艺术家依然在提醒着那些经纶世务者们去注意——这恰恰是那些经纶世务者需要提醒的——他们经纶着的乃是有着脸孔的人，而不是无名的数字，并且“工作的人”（Homo Laborans）同样也是“游戏的人”（Homo Ludens）。
如果一个诗人碰到一个没有读写能力的农民，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好谈的。但是，如果他们俩碰到一个官吏，他们就会对他抱有同样的怀疑；如果他们进入政府大楼，就会怀有同样的疑惧。不管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差异，他们俩都会在所有的官僚世界里嗅到一股不真实的气息，觉得人只被当作统计数字来加以处理。农民可能会在夜晚打扑克，而诗人则在夜晚写诗，但是他们都会同意一条政治原则：一个体面的人如果必须要为死亡做点准备的话，那么在他应该准备的大约六七种东西当中，游戏和嬉戏的权利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