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诗人与城市
作者：Ｗ．Ｈ．奥登
文/[英]W. H. 奥登（W.H. Auden）
……让我们承认，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什么，
或者让我们受惠于这种疑问……
威廉姆•燕卜荪
关于诚实地进行生活这一主题的文字，很少有些什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无论是《新约圣经》还是《贫穷的理查德》（注：Poor Richard，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贫穷的理查德的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都没有道出我们的生活状态。如果只看文学的话，人们决不会认为这个问题曾经扰动过一个独处的人的沉思。
H•D•梭罗
令人惊讶的是，当年轻的男男女女被问道想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许多人既不会作出理智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律师，开旅馆或做农民。”），也不会作出罗曼蒂克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探险家，摩托车赛手，传教士或美国总统”）。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想成为作家”，这有些出人意外。他们所说的写作指的是“创造性的”写作。即便当他们说“我想做记者”的时候，那也是因为他们对记者的职业产生了错觉，误以为他们将能够进行创作。即便他们真正的想法是要赚钱，他们也会选择报酬较好的带有一点文学特性的职业，比如说广告。
在这些想要做作家的人当中，许多人并没有显著的文学才能。这一点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任何方面的显著才能都是不常见的。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任何显著才能的人当中，居然会有这么高比例的人把写作当作答案。人们可能会以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会觉得他们具有医学或工程学等方面的才能，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年轻人天资贫乏，他就可能想去写作。（当然，也有一些毫无表演才能的人梦想着要成为影星，但是，他们至少还天生具有相当吸引人的脸蛋和身材。）
希腊人接受奴隶制并且为之辩护，他们比我们要更为无情，但是也比我们更为清醒——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劳动便是奴役，而没有人会因为是劳役者而觉得自豪。有人可能会因为作工人而自豪。换句话说，工人便是制造耐用物品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制造过程已经被按照速度、经济和生产量来量化了，因此，单个工厂雇员所扮演的角色变得过于渺小，因而作为工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实际上，所有的工人都已经变成了劳动者。有些人没有显著的才能，因而有理由担忧他们将一辈子面对无意义的劳动，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能按照上面的方式来加以量化的艺术——艺术家本人仍然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应该会使他们着迷，这是非常自然的。这样的着迷并不是艺术的性质使然，而是艺术家工作的方式使然：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他任何人几乎都做不到这一点。做自己的主人的想法吸引着大多数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们异想天开，以为艺术创造的才能无所不在，人们只要去努力一番，纵然不依赖特殊的才能，单凭作为人这一点，也可以进行创作。
直到不久前，男人还为无须自己去谋生而感到自豪，并且以必须自己谋生为耻。但是，今天有谁在申请护照的时候还敢于把自己描述为“绅士”吗（即便是他事实上无须工作也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今天，“你做什么工作？”这个问题，意思就是问“你以何谋生？”在我的护照上，我被描述成“作家”。当我在和当局打交道的时候，这并没有令我难堪，因为移民和海关官员知道有些作家会挣很多钱。但是，如果火车上的一个陌生人问起我的职业，我从来不会回答“作家”，因为我担心他可能会继续问我写些什么东西。如果我回答我写的是“诗歌”，这将会使我们两个人都陷入尴尬之中，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人能够通过写诗来谋生。（最令人满意的答案，就是说我是“中世纪史学家”，因为这会销除他的好奇心。）
有些作家，甚至有些诗人，成了著名的公众人物，但是这样的作家并没有社会地位——就像医生或者律师不论有没有名气都具有的那种地位。
这种情形有两个原因：首先，所谓的艺术已经失去了其一度具有的社会效用。自人们发明了印刷术，读写能力得以传播，诗歌不再具有记忆术的价值，不再作为一种可以将知识和文化代代相传的工具。并且，自人们发明了照相机以后，就不再需要绘图者和画家来提供视觉记录了，于是，绘图和绘画就成了“纯”艺术，也就是说，成了不必要的活动；其次，在劳动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这种价值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所占的统治地位可能要比共产主义的俄国更强。），不必要的活动不再被视为是神圣的了，因为对于作为劳动者的人来说，闲暇不是神圣的，而是劳动间的暂时休息，是放松的时间，或者是享受消费之乐的时间。这样的社会一想到不必要的活动，就会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它——艺术家不劳动，所以他们很可能只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者——或者至多把它看作是无关紧要的活动：写诗或是画画是一种不坏的个人爱好。
我相信，我们的世纪无须对纯粹不必要的艺术、诗歌、绘画以及音乐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羞愧，而在制造诸如飞机、水闸、医疗器械等纯粹有用的、功能性的东西方面，我们的世纪要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的世纪试图将不必要的活动和有用的活动结合起来，以制造某些既实用又美观的东西的时候，它将会彻底失败。没有哪个时代曾经制造出像一般的现代汽车、灯罩或建筑这样丑陋的东西，无论是家用的还是公共的都是如此。有什么比现在的办公建筑更让人目瞪口呆的了？这个世纪似乎在对在其中工作的白领奴隶们说：“对于这个时代的劳动来说，人类的身体过于复杂了，这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你的身体简化一点，你将会做得更好。”
在今天的富有国家里，由于人均收入比较高，房子比较小，而且家庭佣人短缺，所以我们有一项艺术大概要超越历史上所有其它的社会，那便是烹饪的艺术。（这就是作为劳动者的人以为神圣的那种艺术。）如果世界人口继续以当前的速度增长，这种文化荣耀很快就将风光不再，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充满怀念地回顾1950到1975年之间的这段时光，把它当作是烹饪的黄金时代。人们很难想象那种以海藻和经过化学处理的玻璃为基础的“高级烹饪”（haute cuisine）。
在诗人、画家或者音乐家的艺术当中，不必要的东西和有用的东西是相分离的。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如果他与之忤逆的话，很可能就会犯错误。
有人说“当不必要的东西和有用的东西彼此分离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艺术了”。当托尔斯泰在写《艺术是什么？》（What Is Art?）的时候，如果他满意于这个说法的话，人们可能会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却很难驳斥他。然而托尔斯泰不会这么说：如果莎士比亚和他自己都不是艺术家的话，那么就没有现代艺术了。他试图让他自己相信，单单是有用性——或许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有用性，但这种有用性依然没有不必要的成分——便足以产生艺术，这迫使他言不由衷，对某些他在审美上鄙视的作品加以赞扬。“艺术介入政治”（l'art engagé）的观念，以及作为宣传的艺术的观念，都是这种异端观点的延伸。如果诗人陷入其中，其原因更多的恐怕是他们的虚荣心，而不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在怀念过去拥有社会地位时的光景。还有一种相反的异端观点，它给不必要的东西赋予了其自身充满魔力的有用性，这样诗人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上帝，在空无中——对于诗人来说，可见的物质世界便是空无——创造出他主观的世界。马拉美（Mallarmé）想要写出关于新的普遍的宗教的圣经，而里尔克（Rilke）则怀着“歌唱即存在”（Gesang ist Dasein）的观念，他们两位乃是这种异端观点的领军人物。他们纵然都是天才，人们可能也会钦慕他们，或者必须钦慕他们，但是人们对他们作品的最终印象却是某种虚假的、不真实的东西。正如艾里克•海勒（Erich Heller）评价里尔克时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