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从种性主义，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到如今的诺贝尔桂冠
作者：［印］米纳·咔哒萨米
梦魇的本色
高种姓者的特权是不会收到限制的。维·苏·奈保尔那雅利安人的骄傲使他成为了本世纪最为著名的种族主义者之一；而他对黑人公开的嗤之以鼻使得出色的黑人作家德里克·瓦尔科特，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他称之为维·苏·奈特缚（nightfall的音译，噩梦之意）。他对非洲无尽的指责路人皆知，他甚至下了“非洲没有未来”这样大名鼎鼎的定论。
奈保尔阁下是否会意识到，这个世界远比黑、褐、白、黄这些个色彩要丰富得多？而那令他抓狂的黑色素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真正的身份。或者，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广帖海报、聚众游行，用我们最响亮的声音高呼：“本是同根生，我等皆人类”？又或者，我们移师联合国，去要求，而不是乞求，那些官员们保证：人们不应当创造出有关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作品。奈保尔的反黑情绪在他的小说里得到了发泄，好比下面有关奴隶制的这段：“我点了一杯咖啡……只见服务生是一个极其矮小的老头，而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殖民时期，旅店选择男侍应生身材越小越好，以便随时可暴打一顿。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片土地上高产了如此之多的奴隶。因为奴隶总是生形怪异、在方方面面都只是半人不人的。除了那了不起的繁衍后代的蛮力。”（大河湾，1979）
“因为奴隶总是生形怪异、在方方面面都只是半人不人的。除了那了不起的繁衍后代的蛮力。”是什么使他们的身体变得畸形了呢？难道是那注定苦难命运的肤色、那百般遭厌的人种、那惨遭奴役的历史、那血流成河的屠杀以及长年累月的饥饿与贫穷吗？抑或是西方世界对奴役的渴求、对开采的急切歪曲了他们的身形？奈保尔已成功地将自己封为本世纪十大种族主义者之首。至少，其他的当代种族主义者只不过将奴隶归为低贱的族群，还不曾有谁称之为“半人不人”。而且还是“方方面面都是半人不人”。好吧，对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每一句话我们都应当颔首称赞。那么，他的祖辈为什么还会作为契约劳工被带到了特立尼达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祖辈“生形怪异、在方方面面都只是半人不人的。除了那了不起的繁衍后代的蛮力”呢？或者，他还能想出什么其它的更充足、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呢？他甚至会不会尝试着弯下他那“完美”的躯体，对他的逻辑一番审慎之后宣布：他的祖先生形怪异，惟一拿手的“人事”就是繁衍后代，包括他在内。
1980年，奈保尔曾对纽约时代杂志说道：“我从来不把非洲人纳入我的读者群，其他的作家也应该这样做。非洲大陆就是一块巨大的灌木丛，毫无文学可言。”奈保尔与其他描写非洲大地的作家的区别在于：其他人都在为非洲人民呐喊，而奈保尔却是奋力挖出他们的种种缺陷，以他那悲观的言语换取作品在西方世界里上佳的销量。是什么让他如此毅然决然地将所有的非洲读者拒之门外？难道他们是不识英文的食人魔，不能品味奈保尔的微妙错综与横肆武断？面对唾弃自己的语言，奈保尔指望非洲人民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撕下书页做纸盘？练习传统的非洲折纸术？如厕之后擦屁股？
他曾经将加勒比海区域的黑人判定为“第三世界里的第三世界。”他嘲笑他们奋力的反抗，痛恨他们反对的声音。在其游记《中途航道》的开头，奈保尔写道：“在滑铁卢站次载火车的月台上，到处挤满了移民模样的西印度人。我为自己乘坐头等舱去西印度群岛而庆幸万分。”
在同一本书中，他描写了一位如野兽一样，极其令人恶心的西印度人。那模样叫一位白人种族主义者瞧见了都会觉得害臊，羞愧难当：“他那浅灰色的夹克衫松松垮垮地套着，长得像件破；那黄色的衬衫脏兮兮的，磨出洞眼的领口敞开着；他的脖颈上扯着根松懒歪斜的领带……那是张畸形异怪的脸，仿佛脸的一侧被致命地扇过巴掌。眼睛眯成了线，粗厚的嘴唇拱得像个环形的大肿瘤；而那无大不大的鼻子则歪歪曲曲，扭作一团。当他慢慢地张开嘴巴喷射吐沫时，整张脸变得更加错形。而他那唾液还在一滴一滴慢慢地落下。”
奈保尔的这幅肖像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读者在第一时间内心中下意识地充满对西印度人的仇恨与厌恶，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抖出了最贬损的话语。同一本书中，他还提到：“历史是建造在成就与创新之上的；而在西印度，什么也没被造出来。”而奈保尔对自己出生地的饱含深情也着实让人感动。他这样写道特立尼达：“我所知道的特立尼达是微不足道的，枯燥乏味的，愤世嫉俗的。”
他那本著名的描写非洲的小说《大河弯》是这样开头的：“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如果你是个无名小卒，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那么，你就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尊敬的维迪亚大人，照您的话，难道我们这的所有人都要因为我们作为凡人而享受着的单纯快乐而销声匿迹吗？名人之所以坐拥美丽和光环，不正是因为我们这群不起眼的男男女女的存在吗？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大卖场，不是每个人都要被贴上标签。当维迪亚大人宣布说平凡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席之地时，他是否准备着要将我们统统清除？也许会用种族灭绝那样的屠杀来消灭我等。又或者他心存仁慈，向我们发出了迁徙的信号，催促我们赶紧另寻他处，重新安定？奈保尔必须学会懂得那些姓名不详的小人物的重要性。他们也是世界的成员。
为何而写？帝国委任
奈保尔的书从何而来？受命而来。2001年8月，在接受法鲁克·德洪迪的采访时，奈保尔谈到了自己第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幽暗国度》：“事实是，我被我在印度的所见所闻震撼了，我所看到的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而当时我并没有打算写一本书，我在旅途中一直没有动笔。直到之后的三个月，我开始考虑：可以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交给Andre Deutsch出版社发行。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书。”现在再清楚不过了：奈保尔从未真正想过专程来到印度，描写抚育了他祖先的这片土地。他惟一写书的理由便是由此可能赚回的钱财，虽然他知道这并非一件轻松的活儿。
他的另一本书《印度：受伤的文明》则是受命于美利坚的产物。1975年，甘地夫人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关闭国会，对媒体严厉审查，一时间印度政局激荡。奈保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再次进入印度，写下了这本游记。在上面提及的采访中，奈保尔如此评价了这部作品：“是的，这本书稍有不同，它来自美利坚的委托。出版商让我重新回去，看看受置身于 ‘紧急状态’下的印度。”
我们的心中不禁燃起了更大的疑问：又是谁“委任”了您的种姓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学呢？谁能够委任一个极度反对伊斯兰教的记者深入走进伊斯兰国家呢？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从未有人回答。
从某个小点，奈保尔的指责批评开始蔓延。他那涵盖了种姓制度、地方主义和种族蔑视的“骑士精神”追赶着他所神往的文明，越伟大越好。他批评第三世界为：“他们是半成形的社会，永远都将如此。” 当仇视已如此根深蒂固，我们还能作何指望？奈保尔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看法是：“他们只会消耗，不会创造。”
鲁德亚德·吉卜林曾经说过：“文明是白人的负担。”，而我们也拥有我们自己的奈保尔来出谋划策。维迪亚阁下明言：“真正世界性的文明是西方文明，因为“这种文明以非凡的勇气，试图海涵下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这一论断使他轻松一跃而成为了西方文明的弥赛亚。在西方的压榨下，我们第三世界的人们悲惨地过着三等的生活，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也跟着沦为三流。而当一个成功的西式谄媚者无耻地发表出他的偏见与诋毁时，他必定会赢来某些人的喝彩，甚至那最高的荣誉——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