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两样笔法 两色人生
作者：［美］彼得·史杰达尔
文/[美]彼得·史杰达尔
梵高最好黄色，高更最爱红色。这个区别，可不能归入细枝末节，无关紧要。如果说此二人的癖性定下了现代艺术的基调，他们的性情演变而为艺术人格的标本——癖性、性情又与天才和奇想密不可分——那么，两人彼此互相碰撞、深深互补的脾性，竟与对色彩的不同偏好不谋而合。他们的生活，随便抽出哪一段，都不怕没有摄人心魄的魅力。两人入行都晚：高更年长梵高五岁，他当过水手，做过银钱生意，娶妻生儿，生计渐裕——初与印象派画家结交，是收藏他们的画作，后更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梵高则做过美术商店店员，又做新教牧师，皆不成。高更身量短小，可总昂首阔步，趾高气昂。见过梵高的人，则描述说他“个儿小小，瘦弱单薄。”对高更，梵高是崇拜的。而两人之异，此处可见。高更虽也爱梵高的画作，可他素来以己为大，踌躇满志，故对同行画家的欣赏往往浮于敷衍。梵高热爱的艺术种类不可谓不多，譬如巴比松派的风景画，又譬如学院气的沙龙画作。唯独不喜那时代最先锋的画家保罗·塞尚，他“近乎羞涩地”承认，自己实在看不出那紧张局促的笔触中，藏着什么妙处。高更的口味则时髦许多，他爱中古时代风尚的，也爱洋溢异域风情的。对塞尚，他顶礼膜拜。埃德加·德加——以及日本艺术——尤以梵高为甚——他两人是一致推崇的。梵高几乎只从生活中摭取画的素材，而高更更嗜幻想遐思。梵高纯真如孩童，又易惊恐不安；高更见多识广，略带些邪气。1888年10月，高更离开布列塔尼的阿望桥村——这片艺术殖民地上，他曾是不凡的人物——去了普罗旺斯无甚可书的小镇阿尔，与梵高一同，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这段旅居他乡的日子，极有戏剧色彩。
彭博欧洲(Bloomberg Europe)的艺术评论主将马丁·盖弗(Martin Gayford)采集了许多鲜为人知并且颇为动人的资料，写成了《黄房子：梵高，高更和他们在阿尔小镇的狂乱九周》。书写得有趣，既回溯两人的生活，又揉进精神的思考。只是冒号后面的那句话有失恰当，读完全书，真正狂乱的无非两个夜晚而已，其余的日子，顶多可算晦涩暧昧。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流走，两人和睦友好，要么至少说是相安无事。故事的高潮自然叫人寒毛倒竖：梵高举起剃刀割下自己的左耳（至于究竟是一只还是半只，法庭证据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深处），献祭般郑重其事地呈给一位名叫雷切尔的妓女。结果，她昏厥过去，他给送进医院，而高更则逃离了是非之地。这段轶事本身包含一股恐怖的力量，而梵高的艺术在当时正如日中天，两相比对，张力格外慑人，竟有一种神话般的色彩，无可抵挡。人们早已疑心天才与疯癫总是相伴而行，梵高割耳之事到底成了一个象征。早在希腊时代，故事即有回音；直到现今，只要有人仍为天才的奇想惊叹，故事仍会回响不绝。盖弗没有就此收笔，他还想继续探究梵高热病一般的心思——割下的为何偏偏是耳朵？且不论真假，结论颇有专业医师的味道：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其实，既是神话，迷人的意味早已超越了任何分析，也不必任何解释。它自有自己的生命，如艺术一样。
“总有一天，人们会把我奉为一个神话，或者是报纸将我塑造成的那个形象，”1897年在大溪地，高更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对于创造出更多更妙的自己，他从来是乐此不疲；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掀起的戏剧般效果，也是向来心知肚明。他生在巴黎，于秘鲁利马度过孩童时代，后移居法国奥尔良。1865年，他成了一名十七岁的水手，在法国商船和军舰上度过了六年时光。上岸之后，他在巴黎落下脚来，谋了份儿跟银钱打交道的差事，活儿不重，报酬也算可观。不久娶米蒂·索菲·盖德为妻，这丹麦女子在高更手中，是受尽了精神折磨的，至于肉体是否也曾承受同样的痛苦，未尽可知。这段婚姻的结晶是五个孩子。绘画和雕刻，原本只是高更闲暇时的嗜好。到后来，他开始出资购买艺术家的画作，先是卡米尔·皮萨罗，进而到其他印象派画家，继而到塞尚。皮萨罗性情朴素，略带无政府主义倾向，不过甚为温和。他对这位新来的客人颇有兴趣，曾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充当他可信赖的导师。可惜后来由于名利的缘故，两人反目。爱德华·马奈与德加都鼓励高更循着自己的路径走下去。于是，并非科班出身，也未经几多训练的他，竟成了后世称先锋派的艺术家中一员力将。
1882年股票市场一次震荡之后，高更正式弃业从画，举家迁徙到哥本哈根。正是在这座城市，米蒂将他逐出了家门。他只身返回法国，在反对印象派和自然主义的风潮中举起大旗，领军冲锋，力倡象征的表达方式，力主“抽象”——他频频使用的这个词，倒很有几分远见的意味。阿望桥多的是波希米亚风的艺术家，混迹在这色彩驳杂的人群中，高更最爱的是埃米尔·伯纳德勇气十足的创新。这位比他晚生多年的年轻画家兼理论家善用黑色勾勒画面的轮廓，再施以平面的色彩。埃米尔是梵高的朋友，更要紧的，是他与梵高的弟弟——充满冒险精神的巴黎商人提奥·梵高——也过往甚密。不久，高更就赛过了埃米尔的锋头，凭的是1888年夏季的一幅布面油画——《布道之后的幻景》。在两人共同的画风之外，另揉入了更加刺激的元素：人与天使搏斗，而立于一旁冷眼观看的，是一群神情肃穆的布利塔妇女。从埃米尔和梵高兄弟的交情里，高更倒是令自己获益不少。
1853年，梵高生在荷兰小镇曾德特。父亲是一名牧师，颇有教养；而母亲则是一个对自己的儿子悲哀绝望的妇人。梵高的作品，她曾收集储藏过，末了却遗忘殆尽，不知所踪。从婴孩长大，梵高笃信宗教，只是性情敏感异常，不爱与人为伴，生活琐事也显笨拙。自十六岁始，他为一家国际艺术公司工作了七年，历驻海牙，伦敦和巴黎，临了，却因“不够积极主动”遭到解雇。随后，他在英国的学校里谋了份儿教书的差事，不过时间也并不久。他也曾追逐浪漫的爱情，终未有结果，只好转而投进花街柳巷，妓女的怀抱。曾有一段日子，他与一名荷兰妓女同居，那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梵高就此品尝到了家庭的欢欣，此后的岁月，这种滋味竟成了萦绕不去的梦魇。妓女成了他的依恋——“可爱的小女人，”他是这样说的——不过，在写给伯纳德的一封信中，他倒也忠告道，“纵欲伤身之事不可太多，你的画儿才会精气十足。”此后，他在比利时一处荒凉的所在当过世俗牧师，专为矿工讲道，谁料却因热忱过度和举止怪异被人们赶走。“他走在街上，就有孩童朝他扔东西，”盖弗这样写道。后来在阿尔，梵高也曾为一模一样的尴尬境遇所苦。二十六岁那年，他决意以绘画为生活了，于是便把对宗教那份本也难谈正统的热情，尽数倾泻给了文学。盖弗写道，“文森特心中，现代小说写尽了现代生活、情感、苦难与劳碌，描述细致入微，它们不单单是圣经的替代，更该继承了圣经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基督耶稣也该点头称是才对。”左拉和福楼拜小说里写的人，写的事，他都当作真有其事的生活来经验。有一次，他给提奥写信，说家里的一个朋友让他想起“老包法利夫人”，而这个人物，即使在原小说里，出场次数也寥寥可数。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他也读，并且读的是英文原版。梵高自己也是写文章的好手，虽然我们只能从他的书信中窥得一斑，他描绘自己的心情，悔与悲的色彩那么分明！“有时，或热情，或癫狂，或预感，将我扭曲，直至变形，就好比那古希腊的祭司，高高坐在他的三脚祭坛上。”
从1886年开始，梵高在巴黎与提奥共住了两年。这段时光，提奥无时无刻不在恼怒与痛苦当中煎熬。“我只盼望他赶紧走，自个儿去生活，他自己说起这话也有不短的时间了，只不过，这话我一旦出口，倒只会惹得他继续留下。”提奥写道，“他体内仿佛寄居着两个灵魂，一个是无比的天才，温和细腻；另一个却自私自利，冷酷无情。”梵高死前的几个月，他的母亲曾祈祷上天，让家族早日脱去这个沉重的负担，她写给提奥的信里有这样的句子，“带他走吧，上帝。”有时候，梵高是逗乐而迷人的，对朋友也礼貌周全，他的朋友还包括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可又有时候，他对自己的艺术家朋友们是个累赘。盖弗对他的品性作了个总结：“伶牙俐齿，停不住嘴，固执己见，不通世故。”有一个朋友回忆说，“他一旦开口，句子就跟水一样从嘴里直倒出来，荷兰语，英语，法语，都一个样；一边说，还一边扭过头去瞟你两眼，齿缝间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身的苦难终于送他去到了南方。那是在1888年2月，当时他三十四岁——“寻找一片全新的阳光之地，”不久之后，他写信给提奥，说自己相信“于一片更加明亮的天空之下观察自然，也许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日本人如何感受，如何绘画。”他梦想着找到一处“南方的工作室”，并且急不可耐地邀请伯纳德与在巴黎认识的高更与他同去。在阿尔小镇不满两年，他描图二百余幅，其中杰作数十。如此才华，在当时为何无人赏识？且撇开画家的为人处世不谈，单讲他的画风——他爱厚施颜料于画面（颇受其时马赛一位古怪画家阿道夫·蒙特切利的启示），以表现视觉的真实——然而其时巴黎正当道的，是乔治·塞拉秩序井然的画面，此人被奉作新生的英雄，他的画也站在时尚的浪尖；又或者说到苏醒萌芽的新艺术，亦即高更引领的象征派——梵高的画，与这两种风尚，尽是不搭调的。他心里自有一种静默的自信，可是直到最末，也感觉自己的艺术想要开花结果，必得等到未来，许多的年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