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陌生人
作者：伊琳娜·涅米罗夫斯卡娅
没等多久，活门慢慢地打开了，悄无声息……一个德国人；他正对着我，但看不到我，我藏在百叶窗的阴影里。可是在清朗的夜色中我能很清楚地看见他。他下巴瘦削，两颊红润，看上去很年轻。他专注地环视周围，转过身，朝地窖里打了个手势，接着他走出来，后面跟着好几个人。当时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进攻我们的，要不就地，要不在返回的路上。他们看到我们时没有进攻，是因为想先确认我们没有后援，他们不能冒中埋伏的危险。这些谨慎的举措说明我们碰到了一支单独行动的分遣队，和我们一样。他们以为我们已经离开了，这样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优势。我是说：‘当时我认为’，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人是不会深思熟虑的，要不打，要不走，从来都只是一线之差，那一刻打的念头占了上风。我从敞开的窗户跳进去，其他人也跟着我一起进去了。我们的人加上德国人，总共大概十五个；双方兵力相当。没放一枪，没喊一声，在短兵相接中，我们要遵令保持绝对的安静，也许他们也是。可怜的大木槌第一个被放倒了；我听到旁边有人笨重地倒下了，我认出了他的声音，他在叫我，可怜的家伙。他紧紧地抱住我的双腿，拖着我走。
大家都屏着气，每当有人，不管是我们的人还是德国人，换口气时都勒令对方投降，可是没有人愿意退让。第一次交手我就挂彩了：有四个人受了伤；我杀了一个德国人。后来有人从窗户跳出去了，其他人也是，前面跑，后面追，他们都消失了。真是难以置信，一场安静而残忍的战斗。至于我嘛，我的头撞在大理石桌角上，晕过去了。当我再睁开眼睛，和我呆在一起有一个受伤的同伴，大木槌，已经死了，还有那个德国人。有人忘记了命令，开了枪，这时四周传来了枪声。很快枪声停了，炮鸣声取而代之，轰隆隆地在我们必须经过的小河的两岸咆哮。当时，必须保持冷静，但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害怕德国人会集结大批兵力折回来。
我的同伴说我们可以像德国人那样躲在地窖里。我们把两个死人留在了原地，一瘸一拐地下了地窖，盖上活门，我们呆在里面，同伴和我两个人。他不停地咒骂，呻吟，我全身鲜血淋淋。我们希望天亮前炮声会停止，结果却没有。杜朗——这是同伴的名字，替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我感觉好些，但又冷又渴，简直就要死了。渐渐地，我又壮起了胆子，到了上午德国人还没有来。我想起厨房里的食物和前一天晚上瞥见的一个炉子，装满了酒精。我试图带上同伴，但他不愿跟着我上去；他把我们在地窖里找到的旧袋子当作被子盖在身上，睡着了。
我费了好大的劲爬上去。灿烂的阳光照亮了厨房；天已大亮，我冻僵了。我在两个乱糟糟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房间里躺着大木槌和德国佬的尸体，你可能不信，弗朗斯瓦，我几乎都没有瞅他们一眼。对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战争的场面，可是当人太饿太渴时，他更是野兽而不是人了。
我一下接一下灌了好几杯热又很甜的葡萄酒，感到一股柔柔的暖意在胸膛里升起，我点亮了烟斗。只在这时我才想起了可怜的大木槌。我跪在他的身旁。可怜的小东西，他神色安详，仿佛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嘴边漾着一丝奇怪的微笑，好像在说：‘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可是你！……’
我把他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我打开他的钱袋找他的家人的地址。他曾经告诉过我，他有一个操持家务的寡母，住在圣芒代（注：瓦尔德马恩省的首府，位于巴黎大区。）。他把她的照片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还有一小段绳子，是他舅舅在婚礼上喝得酩酊大醉后上吊用的绳子。你信吗,一条上吊的绳子，他认为能保佑他，我的大木槌！绳子可没有保护他，可怜的家伙。他还随身带了圣芒代足球俱乐部的会员卡以及其他不甚重要的小玩意。我找了很久，想找床被子蒙上他的脸，可是房间用钥匙锁上了，天气寒冷，他可以等到人们来安葬他。在杜朗醒过来，踏上回去的路之前，我想在花园里为他挖个坑。我安顿好他之后，又为另外一个忙活起来。“
“那个德国人？”
“是的。”
他缄默许久，以至于弗朗斯瓦碰了碰他的肩膀。
“说吧，哥哥，我在听呢。”
“我知道。”
一列火车飞驰而过，以疯一般的速度；一簇簇火星从铁轮下迸射出来，火车头向空中抛出一阵尖锐哀怨的汽笛声，如同疯狂的鸟儿。
“无论如何，这不是我们的车吧？”弗朗斯瓦焦急地问。
“当然不是！我们得等到早上。”
“好吧，接着说。你刚刚说到那个德国人？”
“在这之前我可没有看过很多德国人。所以我看着这个德国人，怀着一种感情，不是好奇，不是怜悯，也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怀疑。是的，这些人，我们看见他们在夜色中如鬼魅一般经过，我们瞄准，有时将他们杀掉，但是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们，因为他们的战友会把尸体带走，他们当中的一个躺在大木槌身旁，死了，在我看来是难以相信的。在一次小规模进攻中，我们俘虏了几个，然而是在我到来之前。
死者是第一个走出翻转活门的男孩；他身上一股难以名状的东西让我感到震惊。他在我身上唤起了惊讶和不安，我无法理解这种惊讶源自何处，我茫然不知所措，就像一时忘记了一个名字或一支曲调却总是想不起来……困惑，恼怒。明白吗？明亮的阳光照亮了他，玫瑰色的阳光。他躺在冰凉的地砖上，穿着绿军服，大靴子，和大木槌一般平静，然而秀气的尖下巴微微前翘，凹成一个小窝儿，赋予他一副挑战的神情。他头发金黄；失去血色的双颊开始有点僵硬。他倒下时手里攥着小刀。如果我反应不比他敏捷，他是不会放过我的。也许我不该翻他的口袋，就像我为自己的伙伴做的那样，但并不是一股恶意驱使我这样做。当战争结束时，母亲，未婚妻，妻子也许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有没有经历痛苦，尸体埋在哪里。他没有受苦，倒下时甚至没吭一声。他有一个大钱袋，塞满了信件。我寻找签名，地址；但是没有找到。里面有一张照片，他身穿翻领运动衫，白色短裤，领口敞开，手里握着网球拍，头发遮住了眼睛，看上去非常年轻。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感受……如果我杀了一个和我同样年纪的人，一个成人……”
“我们别无选择，”弗朗斯瓦打断了他，耸耸肩。
“是呀，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当一个人自己有孩子，有弟弟，而且既当兄长又当爹一样把弟弟拉扯大——因为我就是这样把你养大，老弟……总之……还有一些照片，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由这个德国人拍的，至少摆了十二种姿势，其中有坐在草地上，花园中间，或者手里抱只小狗搁在膝上。但这并不令我感动；我已经看到了大木槌年迈老母的照片，抵消了心底感受到的触动。我没有发现原想找的东西，正打算把钱袋放回原处，这时我找到一种比别的照片尺寸略大，稍旧的肖像照，微微泛黄，起褶，仿佛他长久以来把照片揣在兜里或包里，与其他纸张摩擦，揉皱了。
他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