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陌生人

作者:伊琳娜·涅米罗夫斯卡娅




  “你带了手电筒吗?”
  “带了,怎么了?”
  “打开吧,把光照在地上,以免招人骂,虽然星星亮得像一个个反射体。瞧……”
  “什么?”
  “这张照片。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从德国人身上拿来的照片。”
  “等等,哥哥,我……”
  “你一点都想不起来吗?”
  弗朗斯瓦注视着照片。一个男人,还算年轻,站在一间农舍的台阶上。一个女人站在他的身边,身材略胖,神色平静和善,一头浅色的头发。
  弗朗斯瓦犹豫了片刻,费力地挤出了一丝微笑。
  “依我说,这个男的和你长得有点像,但……”
  哥哥摇了摇头。
  “不是他像我,老弟。看仔细了,再看看。看看他的左手,照片上非常清新。你看到那道伤疤了吗?一道很深的伤疤,从食指一直到手腕。”他闭上了眼,接着说,好像在追忆一段往事,“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瘢痕,但伤口还在皮肤表层;只伤到皮肉,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1914年9月,父亲第一次负伤,伤在大腿和腹股沟的那一天,一块弹片划伤了他的手,两年后,他又受了一次伤,在头上,左眉弓的上面,这儿。”他说道,指着照片。
  弗朗斯瓦久久地端详照片,一言不发。
  “不可能……”他咕哝道。
  “我把这张照片和母亲保存的父亲的所有照片进行了对照。我又找到了这两处伤口的X光片;额头上的伤口形成一条曲线,如果拿放大镜仔细观察的话,其实我也这样做了,会发现它和照片上的完全吻合。你已经忘记了爸爸的轮廓和表情,所以迟疑不决,但是我……就是他,他的那种透过镜框上沿的目光,他的微笑,窄窄的下巴凹陷下去的小窝,和我一样的下巴,和他第三个儿子一样的下巴,”他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完这些话。
  “你确定那个德国人是……他的儿子吗?”
  “听着,照片上日期是1925年,再上面一点,用另一种字体写了一段德语题词……”
  “我辨认不出哥特体字母。”
  克洛德慢慢地读着,然后翻译成法语:
  《Für meinen lieben Sohn, Franz Hohmann, diese Büd seines vielgeliebten Vatersmöge er ihn aus der Himmlshöhe beschützen Vatersmöge er ihn aus der Himmlshöhe beschützen, Frieda Hohmann, Berlin, den 2 Dezember 1939.》“谨以此照赠予亲爱的儿子弗朗斯瓦·郝曼,慈父在天堂佑你。弗里达·郝曼,柏林,1939年9月2日。”
  “他叫弗朗斯瓦?”年轻人惊呼起来。
  “和你一样,和我们的祖父一样,和我们的叔叔一样:我们家多次用到这个名字。他也把德国人叫作这个名字。”
  弗朗斯瓦动了一下。
  “我告诉你,就是他。”克洛德低声说。“如果我对此有丝毫怀疑,我就不会向你透露半个字。可是这件事如此……如此奇特,如此严重。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向你隐瞒。我曾经想过战争结束后去趟德国。我们两个一起去,如果可能的话。否则,幸存者要担负这个责任。”
  弗朗斯瓦沮丧地举起双手放在太阳穴上。
  “大哥,我有些头晕。”
  “确实让人头晕,这得承认。”哥哥温和地说。“我,我每晚都梦到它。”
  “但是,我以为当时大家已经确定了爸爸是在战争中牺牲了。”
  “事实确实是这样。1917年5月12日他失踪了。直到战争结束,妈妈还盼望他回来。只是在签署停战协定后,父亲的战友写信告诉我们他看见父亲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倒下,胳膊和脑袋都炸飞了。他们从来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但是,在可怕的纷乱,战争的纷乱中——而且战斗发生在黎明时,下雨的天,我从信中得知了所有的细节,在我的恳求的下她才把自己一直保管的信给我——,父亲的战友当然可以肯定他亲眼目睹的一切,弟弟!那天死伤不计其数。他也是这样说,所有烧焦的尸体,支离破碎,无法辨认……去给所有那些可怜人对上名字看看!”
  他停下来,吸着烟斗,沉默了一会儿,微微偏过头去。
  “德国士兵胸前挂着身份牌,用链子拴着绕在脖子上。”
  “克洛德?”
  “嗯?”
  “那么说……父亲开小差了?”
  哥哥突然动了一下。
  “谁要知道才是圣人呢。也许他开小差了?也许患上了失忆症,类似他的战友的情况,战争结束后,直到这次开始之前,几个家庭都在争夺同一个人。”
  “至少别人应该知道他是法国人。”
  “不一定。制服,身份牌可以丢掉,毁掉,我和你提到的那些不幸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不得不重新像孩子一样重新学习说话。最终,有几个俘虏逃出了德国,辗转取道俄国,在那儿,置身在革命环境中,一个人很容易改变身份,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做个法国人或者德国人。”
  “但是战争?”
  “战争结束了。”
  “我们呢?”
  “啊,我们……你希望我对你说什么呢?我一无所知。他是个好父亲,可是……”
  “他和妈妈相处地好吗?”弗朗斯瓦问,这次轮到他转过了头去。
  “我认为不好。”哥哥说道。
  “听着……”
  “我告诉你:我认为不好。那年我仅仅十岁,不是吗?我能知道什么呢?这与其说是保存在记忆中或根据推理得到的印象,还不如说是保留在耳朵里的印象。是的,餐桌上久久的沉默,他们彼此说话时话语中难以察觉的嫌隙……粗暴摔门的声音,在远处两人争吵的回声……”
  “也许这些只是佣人的风言风语。”
  “是的,也许吧。然而我宁愿不要再谈论了,弟弟。”
  两人都闭上了嘴,心中充满羞愧,焦虑。黑暗中推车从身旁经过。人们还在卸箱子。一列火车刚刚到站。疯狂的人群奔涌而出。难民在月台上游荡,焦躁的呼喊声交织成一片。夜空是如此明净,以至于能清晰地辨认出一张张憔悴的面孔,皱巴巴的衣服,塞满破旧衣物的箱包,时而看见一只鸟笼,覆上暗色的厚布,时而看见一个篮子,猫在里面喵呜喵呜地叫,时而看见一副担架。
  “是伤员吗?”弗朗斯瓦问。
  有人听到了,告诉他:
  “不,是两个马上要分娩的孕妇。”
  “多么可怕的人流呀,”弗朗斯瓦叹道,担架已经走远了。
  担架由四个人抬着。他们大声叫喊:“让开让开!医生,护士!快!孩子要出来了!”
  “两小时前另一个女人也生了——她大出血,”人群中有个声音说道,“死了。”
  担架上的两个女人没有叫喊;一个抬担架的人拿着手电筒,照亮了长长的金发,披散开来拖至地上。
  “我从来没有想到,”弗朗斯瓦说,声音低沉,“但那次战争持续了四年,德国人的入侵,接着我们的部队打到了莱茵河,亲兄弟竟然在战场上手足相残。”
  “他们不知道呀。自从那个德国人死了,每晚我都做着同一个梦:我又看到了黑漆漆的地窖,活门打开一半,我知道德国人要推开活门,朝我扑过来,要割我的喉咙。我挣扎,我更强壮,杀死了他;接着,我抱住他,脱掉他的衣服,把他放在妈妈的床上,你小时候得猩红热时我把你放在上面的那张玫瑰色大床,我注视着,却不知道我看见了谁:你还是他……啊,这该死的梦,”他低声咒骂,侧过身,叹了一口气。
  弗朗斯瓦紧张地合拢双手,接着又分开。
  “我的哥哥,做你想做的吧,但是我,我向你发誓我永远也不会去德国打听消息的。有什么用呢?我还是认为你弄错了,照片上不是我们的父亲,即使不幸这是事实,调查将会扰乱无辜的人的生活。再说,一切都过去了。过去是不会令我感兴趣的,我不愿意去打扰它。”
  “是过去不让我们安宁,”克洛德叹息道,再一次,他微微晃动手腕上那块小牌子,在星光下熠熠发光,隐约闪现一丝蓝色的亮光。
   “但是你说的有道理,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不远处,一群难民团团围住了一个挥舞报纸的胖胖的男人。他身着便服,但胳膊上的浅色臂章表明他在城里担任公职,也许是在民防部门。时不时,他从口袋中掏出哨子,吹出刺耳的声音。他喊出几条命令,然后扯起嘶哑的嗓子重新开始发表演说。他蓄着黑色的胡髭,挺着圆凸的肚腩;他的话蹦到了两个士兵的耳中:
  “……要是你们和我一样看到所有的物资装备开赴北方,你们就会保持冷静了!这一回可不会是1914年。德国人会尝到我们的厉害!他们会滚蛋的,我向你们保证!没有食物的人,难道不能组成一支部队吗?我命令你们这样!我们不是在和一群佝偻病和贫血病人打战吗?他们甚至连身体必须的维他命也没有!依我说,用我们的维他命和军备物资,加上活力,勇气,看吧,我们会让他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克洛德微微地耸了耸肩。
  “有许多事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来,”他说道。
  难民和士兵都在倾听即兴演说者的发言,微笑着,同意他的话。
  “他说得不错,这位老兄。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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