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尤多拉·韦尔蒂和她的松栎花苑
作者：王波然
房间的另一侧放着一架施坦威竖式钢琴，那是母亲在她九岁的时候给她买的礼物。尤多拉•韦尔蒂回忆道：“买钢琴的钱远远超出家庭的收入，妈妈节衣缩食，从日常开支中挤出钱来，又买了一只泽西奶牛，每天挤奶，把一部分奶分别装在一品脱大小的瓶子里，卖给我们街道上的邻居，而我负责骑着自行车送奶。这样攒够了买钢琴的钱。每当我坐在钢琴凳上练琴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母亲坐在牛棚里的凳子上，她的手指随着韵律，有节奏地给南茜挤奶。”韦尔蒂长大后，她母亲把钢琴送给尤多拉的哥哥，让她哥哥的孩子学钢琴。但是在韦尔蒂的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1966年，在辗转病榻多年之后，母亲在家中去世。从她患病时起，直到去世，都是女儿照顾着她。）她要求把钢琴拿回来，这样，她就可以重新听女儿演奏过去的老歌曲。母亲去世后，韦尔蒂又把这架钢琴送人了，这次是送给她侄女的孩子。 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了同样的理由——再次听到那些老歌曲，她又收回了钢琴，这是最后一次。
门厅对面的起居室原本是她父母的卧室，现在屋里也靠墙摆满了书架，书架上有一套《马克•吐温全集》。马克•吐温是她全家人非常尊重的作家。书架的上方挂着几幅油画和版画，还挂在一张镶嵌在像框中寄自伯纳德•贝伦森的圣诞卡，还有一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写来的鼓励信。那封信以地道的英国人写信的方式开头，她常常为此忍俊不禁，开心不已：“骤然间，发现我身处贵国……”。 摆在起居室正面的那张漂亮的写字台是韦尔蒂的父亲送给妻子的礼物，里面收藏着一些特殊的作品版本，那都是数年来韦尔蒂题献给她母亲的书。家人用的《圣经》、父亲的手表和他的一个望远镜也放在里面。在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个小记事本，自1952年起，她就坚持记下人名，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用于她的小说中：李斯特比、哈伯德、格鲁瓦、帕杰特、哈索、弗莱斯先生。在另一个抽屉里，她保留着一张纸条，上面全是一些孩子气的涂鸦，下面是她母亲的注释：“尤多拉•爱丽斯作，四个月大，她的第一封信。1909年8月31日。” 餐厅在后面，里面的一些家具还是她父母用过的——餐具柜、橱子和餐桌。桌子上面通常堆满了书，只有在客人来时才把它们拿走。终其一生，餐厅的墙上一直挂着两幅著名的密西西比画家威廉姆•霍林沃斯画的风景画。她的旧唱机也放在这里，是安斯利•戴那芬牌的，她喜欢听古典音乐，也喜欢爵士乐。餐厅旁边是厨房和早餐厅，厨房很普通，毫无特色，但在早餐厅可以俯瞰花园。韦尔蒂把一封来自艺术家约瑟夫•科内尔的信镶在镜框里，挂在早餐厅的墙上。信是1945年写的，用打字机打在一张蓝色长方形信笺上。信上，科内尔用他那奇特的抽象粘贴画作为装饰。这封信是她发表了小说《四季风》以后，科内尔写给她的。其中写道：“我认为能如此真实地描写像约希和科奈拉这样的小女孩的人一定很特别。”
二楼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封闭的睡厅。其中一间曾经是她弟弟的卧室，后来作为客房，现在这个房间也改为藏书室，里面藏有她喜欢的平装本推理小说。她把收到的信函分门别类地收好，放在悬垂式硬纸板档案箱中存档。一个文件箱的上面放着一架旧的带皮腔的柯达箱式照相机。她自己的卧室位于二楼的最前面，一楼起居室的上面。和房子中其他装修华丽的房间相比，她的卧室非常朴素，简直就是简陋。靠着后墙是她的卧床。床是四柱式，顶端装饰着菠萝图案。床前挂着文学巨匠福克纳1943年写给她的信。福克纳读完她的小说后，写信赞扬她说：“写得不错”。梳妆台上面挂着V•S•普利却特签名题赠的照片，壁炉的上面则挂着皮埃尔•波纳尔的平版画和乔治•罗素（笔名AE）的一些彩笔画儿。乔治•罗素的儿子达尔缪特（Diarmuid）是韦尔蒂终身的经纪人和挚友。书桌摆在卧室的前面，这样，工作时，她可以不时地听到街对面传来贝翰文学院学习音乐的学生练琴时的演奏声。她那陈旧的斯密思•科伦娜那牌电子打字机放在书桌上，旁边是她的打出的文稿。她常常把打出的文稿裁开，用大头针把她想保留的段落别在一起。靠墙摆着的还是装信函的箱子和一个普通的旧的金属档案柜。韦尔蒂的友谊颇具传奇色彩。在杰克逊的活跃的朋友圈里，朋友们珍视她，在她的身边朋友们感受到她亲切友好、诙谐幽默、顾盼灵活、明察秋毫。而同时她也和几十个笔友书来信往，保持着密切的友谊，而那些装信的箱子就证明了她的忠诚。她书桌的旁边是另一张写字台，写字台的抽屉里也装满了信件。写字台的后面还是书橱，里面是各种参考书，还有叶芝、契诃夫和简•奥斯丁的作品。她通常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我适合上午工作，”她曾说，“越早开始越好。当我在写一部小说时，每天一觉醒来我就知道自己想写些什么。所以，醒来时我就已经作好写作的准备，那时我充满活力，精神饱满，我尽量利用好上午的时间。”
她在这座房子里住得太久了，因此，有时人们就会很容易忘记她的其他经历，尤其是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四处游历的经历。1925年，当第一次前往位于哥伦比亚的密西西比州立女子学院时，她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口音，开始明白仅仅在她居住的这个世界上的方寸之地就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激励她坚持进行更加深入地探索，因而她转学去了威斯康星大学。但是，厌倦了号称“冰雪世界”的麦迪逊城，她开始想家。家这个情结有如“中国结”成为她一生的记挂。有一次她试图解释她的家庭所赋予这种情感动力：
旅行使我们每个人都心痛欲裂，似乎每一次离开家人去旅行，都是在做过于自私的事情；每一次离开家人去旅行，都是对我们的考验；每一次离开家人去旅行，都是一个重大事件；每一次离开家人去旅行，都要在暗地里调整骤变。这是一种痛苦和内疚的情绪——由于离开自己所爱的人而痛苦，又要为把我所爱的人的过去和现在按照他们对我生活的影响写入我的小说中感到内疚。
虽然她后来在纽约和洛杉矶住了很长一阵儿，并且游历了整个欧洲，但最终还是返回杰克逊——她父母的家——度过了她的余生。“我是个作家，过着无忧无虑、受人庇护的生活”她写道，“无忧无虑、受人庇护的生活也可以是富有冒险精神的生活。因为所有的冒险精神开始于此。”的确如此，冒险精神也会从被庇护的生活中派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