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带着画刷的男爵夫人（下篇）
作者：小 白
艾丽丝的日记中说：“晚上，羞怯的小羊羔这下跑得太远了，她让他抚摸了她的身体。”他甚至准备了可卡因，希望药物的迷幻效果会起点作用。效果是有的，邓南遮后来对他忠心耿耿的管家女友说：“我让她完全赤裸，抚摸她的全身，甚至在她美丽的手臂上上下摩擦.……你知道……我的那个。就像乡下理发师在皮带上磨他们的剃刀。”
但是，当邓南遮想把他在塔玛拉身体上的冒险旅行更进一步，想“把事情做个了结”的时候，塔玛拉“似乎又一次控制住了自己”。她对邓南遮义正词严地说：“你为什么要对我做这种下流的事情呢？”
邓南遮的管家女友记录道：“他恨恨地骂她，‘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个小娼妓，上流社会的娼妓。我的骑士精神不允许我叫仆人把你赶出门，我真可怜你的丈夫，他不得不跟你这样的女人一起生活。为了给他面子，我不把你赶出家门，甚至可以跟你一起晚饭，但是晚饭之后，我会找别的女朋友一起过夜。我真想在你屁股上狠狠拍两下。’”
第二天，塔玛拉让仆人给邓南遮送来一封信。信里充满了甜言蜜语，末了说：“我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等待着你。”邓南遮把信对艾丽丝念了。
女管家明智地评论说：“叫她走，她在戏弄你。”
邓南遮很有信心：“我相信她这趟一定会投降。而且我，你瞧，已准备好了这个小工具。”女管家用括号旁注：he showed me the little bag（他给我看了小套子）。
然而，邓南遮又失败了。
日记中记录了邓南遮事后对女管家说的话：“我穿戴得整整齐齐，感到这一趟她的意思从未这样明白。她不想吸可卡因，据说怕上了瘾，却又把粉末抹在牙龈上，竟有这样的白痴。我想让他顺从，我脱下睡衣裤（pyjamas），让她看看我美丽的身体，她立刻转头，说她一向讨厌春宫画。”
邓南遮再度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脱得赤条条，“牛角”直挺挺，同面前这位美貌女画家进行一场永远达不到目的的角力。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为什么不说说让我为你画肖像的事呢？难道你担心价钱太贵？”
天哪，艾丽丝（邓南遮事后对女管家说），你想想，她竟能够这样对我说话，她竟敢对邓南遮这样说话。
十二
对于这样一部“楼上楼下”的室内剧来说，女管家是一个极佳的观察视角，马佐叶本人微妙的地位，使得她在日记中的夹叙夹议，尤为妙趣横生。据说塔玛拉对日记的出版相当恼火。女儿记录下她的反应：“她（塔玛拉）反斥说，她的名字怎么能够让一位卧室女仆来议论，而且语气中散发着脏衣服（dirty washing）般的气息。她对一本表面声称提及她的艺术，实际充满了卧室里下流闲言碎语的书籍表示强烈反对，她也抗议对一位意大利伟大诗人的侮辱性的记忆。”
塔玛拉本人对事件的回忆，则充满了浪漫小诗和伤感对话。她提到离开胜利别墅以后的一个下午，塔玛拉的客寓房门被一个送信的仆人敲开。送来一卷小羊皮纸和一个小小首饰盒。根据她女儿的记载，小羊皮纸上是邓南遮的一首小诗，献给La Donna d’ Oro（黄金女郎），首饰盒里放着一只巨大的银质黄宝石戒指，塔玛拉后来一直戴着左手的中指上。在回巴黎的路上，塔玛拉给邓南遮写了一封信，信中引用了邓南遮的诗句：“我用整夜的忧伤感谢你。”
然而在私下场合，塔玛拉有一次对朋友提起邓南遮，说他是一个“穿军装的老侏儒”（an old dwarf in uniform）。耐人寻味的是，日记本身由意大利出版家Ricci的公司出版，Ricci本人如前所述，是塔玛拉的好友。日记出版以后，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公众反响，七十年代后期，塔玛拉作品的市场价格因此飙升。
塔玛拉把邓南遮的忧伤抛在意大利。回到巴黎以后，她接受了德国妇女时髦杂志Die Dame的订单，为他们画一幅自画像做封面。这幅“绿色布加迪（BUGATTI）上的自画像”相当引起关注。评论界认为它是现代妇女独立性的鲜明象征。直到1972，法国《世界报》（La Monde）仍然说这幅画是“狂欢年代的最好写照”，1974年的Auto-Journal杂志说“塔玛拉的自画像是真正坚持己见的独立女性的画像”。不知诗人邓南遮看了这幅画后有什么感想——
画面上，塔玛拉坐在一辆绿色布加迪跑车的驾驶座前，戴着赫耳墨斯式的头盔（Hermès helmet）和皮革长手套，画面色调精致，车体泛着明亮的金属质感，与画中人冷漠的近乎透明的眼神相映照。截取驾驶舱一角的构图，巧妙显示隐藏于画面外空间中车身的庞大体积和速度感。塔玛拉沉静地坐在方向盘前，显得驾驭自如。
假如相信心理分析派陈词滥调的隐喻分析，汽车正是男性生殖器的延伸符号。不管怎么说在当时，汽车是男性的领地，假如邓南遮早一点看见这幅画像，看见画面中沉静控制工业时代男性战车的女英雄，想必不会做出如此轻易的作战计划。
然而塔玛拉知道她的力量所在，她强调了她的女性特征，一缕金色的拳发、红唇、长长的睫毛。塔玛拉是侵入男性世袭圈子的狡猾女性，她会矫饰、说谎，熟练运用诱惑的技巧。
塔玛拉其实没有一辆绿色的布加迪，她的车是黄色的雷诺。关于她的雷诺有一则小故事。一天晚上，巴黎蒙巴纳斯的“圆顶”咖啡馆（La Coupole）中，塔玛拉正和几个未来派艺术家一起消磨时光，马里内蒂（FT Marinetti）灌下一杯酒，放下酒杯，突然狂叫：“烧了卢浮宫。”“跟旧艺术决裂。”于是他们出发了。然而他们跑到门口，发觉他们的交通工具，塔玛拉的雷诺不见了。于是他们进了警察局，不是为了点燃了卢浮宫，却是为了向警察报案汽车被盗窃。
十三
如果不是因为郎皮克奇找到了他的新崇拜者，一个胖胖的女继承人，可能他们的婚姻会维系好多年。对此时的塔玛拉来说，丈夫是一种形式上的便利，几乎没有实际方面的价值。对于一无收入二无财产的郎皮克奇来说，维系这段婚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1928年，这对当年的患难夫妻离婚了。塔玛拉为郎皮克奇画了一幅未完成的肖像，或许只是在形式上未完成：原本应当戴着婚戒的左手只有一层底色。郎皮克奇对塔玛拉的放荡隐忍多年，这趟提出离婚多少带着一点报复心理，这幅画或许算是塔玛拉略带嘲讽的回应。
画面上的郎皮克奇神情阴郁迷茫，大而无当的垫肩，双肩倾斜的角度有点专横。只是他弯着腰的疲惫样子，未免显得有点精力不济。有趣的是塔玛拉画笔下的男性肖像，多半有着同样的肩膀，和同样硬挺的礼服（或制服）。她笔下的花花公子、王公贵族、医生、建筑师，全都有同样倾斜而且硕大的肩膀，穿着硬挺的套装。有人据此评论说塔玛拉有“法西斯主义”趣味，或许未必恰当。塔玛拉男性的浮夸肩膀，或者来源于潜意识中的早年记忆。当年彼得堡的上层人士，那些旧日等级秩序的化身们，在塔玛拉的记忆里都有着同样的肩膀，和同样笔挺的服装。当日隐藏于他们华丽的套子一般的礼服下的，是那条坚挺的“牛角”。在用财富和等级划定的小圈子里，他们精力旺盛地追逐女性。假如没有那场革命，塔玛拉也许仍然着迷于他们专横的精力，仍然是那个彼得堡舞会上讨巧的天鹅女郎，只是突如其来的革命，把旧有的阶级秩序翻了一个个儿，塔玛拉识破了这个男性神话。
在她的画笔下，阿里斯多夫王子在超现实的拜占庭背景下，眼窝深陷，忧郁而空虚，他是在思念旧日宫堡盛景？加布里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是沙皇的堂兄弟，十月革命以后，他成了在欧洲各地游荡的孤魂，穷困潦倒，却拒绝寻找一个工作，依靠他情妇的钱聊以度日，塔玛拉在为他画肖像的时候，不得不为他借来一套军装礼服。在塔玛拉的画笔下，安德烈•纪德茫然无神，沉浸在可卡因的迷幻梦境中，法斯腾伯格•赫德林根伯爵（Fürstenberg Herdringen）戴着一顶法国水手贝雷帽，玻璃假眼像恐怖片中的道具。她的恩主，曾包下她一年画作出品的收藏家伯卡特医生，在她的笔下不像一个发明了Lacteol（一种肠胃药）的现代专业人士，手里拿着一台金质显微镜，邪里邪气的样子倒像一个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坏医生，动不动就谋杀可怜的金发女郎。索迈侯爵（Marquis Sommi Picenardi）虽然有着宽肩膀和棱角分明的无尾礼服，浑身散发着柔媚的女人味，更有一种阴阳怪气的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