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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张爱玲的了断私情之作
作者：郜元宝
“她还是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
这就和他在珠宝点时因为觉得王佳芝只是敲竹竿而令他无法“陶醉”、“不免怃然”接得天衣无缝。
“绅士派”的老易一旦不再“怃然”，一旦理由充足地“陶醉”起来，就不会草草收场，必然要趁胜追击，扩大战果，坚决榨干死人的剩余价值：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他对时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它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与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
这种自以为是的自私与荒谬，读者如果略知一点胡兰成的为人，尤其是他在和张恩断情绝之后仍然到处宣扬的丑态，自然会觉得似曾相识。张爱玲躲在易后面让他现身说法的这段文字，已经足以“了断”她和胡之间的孽缘了。
现在回到王佳芝的问题：她是怎样“因为没有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易的？易一出场就定型了（电影把易塑造成因为救之不能而伤心欲碎是不对的），王佳芝的形象却有发展。小说的主体故事就是描写王佳芝怎样从纯洁的女大学生一步步发展到“地下工作者”，最后因为爱上诱杀对象而陪了自己的性命。
第一步，为诱杀易，她主动失身于瞧不起的同伙梁闰生，没想到老易突然离港，计划落空，她觉得不值，责备自己“反正就是傻”，同时又怀疑“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别有用心了。”何况事后“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因此她跟他们都“疏远”了，甚至“恨”他们（包括那个一度以为爱上了的邝裕民）。第二步，当他们追到上海重新启动计划时，她又“义不容辞”接受了任务，并迅速接近了易，而且“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1978年《色，戒》刚发表，化名“域外人”的台湾小说家张系国就抓住“热水澡”大做文章，指责张爱玲“歌颂汉奸”，还怪她把佳芝写成在易那里得到满足的色情狂，但就是不看紧接着的一句“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其实整个这一句的意识是说佳芝以前间接地为之献身的老易终于逮着了，她可以完成未竟之业，不至于枉费了大好青春。第三步，也许和一、二步重叠，是披露王佳芝的“虚荣心”，因“虚荣心”而一时忘记身份，入戏太深，甚至在有些方面假戏真作。但在王佳芝走进珠宝店之前，她的假戏真作一直被严格限制在“虚荣心”范围之内，与性无关。张爱玲生怕读者误会，故意提到王佳芝和老易只有“两次”，而且都没感觉（电影拼命用“床戏”为王佳芝的“爱”和最后的“捉放曹”做铺垫，也是一种白痴式的改编）：
“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他们睡得晚，好容易回到自己房间里，就够忙着吃颗安眠药，好好的睡一觉了。”
“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室内小阳台上一灯荧然，映衬着楼下门窗上一片白色的天空------但是就连此刻她也再也不会想到她爱不爱他，而是--”
破折号后面的情节，就是上面提到的王佳芝对易摆出来的表情的“错会”。她的“爱”他，仅此而已，可以说是在暧昧氤氲之间的一念之差。不过既然“爱”了，就索性爱到底，非要等到确定没有开枪之后，才离开珠宝点。
佳芝在被所“爱”的男人捉拿归案之后是否仍然执迷不悟呢？小说虽没交代，但从这里开始，王佳芝心理的“下文”完全可以和“隐含作者”的态度对接上了。李安不明此理，仅仅因为张爱玲没有让王佳芝在这以后出场说话，就越俎代庖，认为王仍然爱着易。王佳芝离开珠宝店，明明要三轮车去“愚园路”一个亲戚家“看看风色再说”，电影却说她是要回“福开森路”她和易的爱巢。讨赏吗？这种改编即或没有恶意，也不可原谅。
张爱玲的态度是王佳芝和“隐含作者”的叠加（从技巧上讲是“对接”），她通过王佳芝招认她确实（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爱过”胡（但这种爱是值得追悔的“错会”），又通过“隐含作者”进入易的心里，宣告她后来已洞悉肝肺，只有鄙视。如此“了断”，恩怨分明。
真实地展示王佳芝一念之差的全过程，在于追悔她对作为一个男人的老易的“错会”，并没有抹杀她作为一个经验欠缺的“地下工作者”的爱国心。而揭示老易的龌龊心理，在于鞭笞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自私虚伪，并没有特地对这个男人的汉奸身份发表意见--也许作者觉得民族大义，公理昭然，无须辞费？
如果说40年代末，张爱玲强调曾辞去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的事实并申明没有向公众说明私生活的义务，当时的举措是只在乎公理而不涉私情，那么，贯穿50至70年代漫长的《色，戒》创作与修改的过程已经使她的重心发生转移：《色，戒》要辩解的只是私情，而非公理。这样的辩解其实是一种“了断”，即自己跟自己辩解，没有观众，自然也就谈不上“文化汉奸”的身份焦虑。
《色，戒》写于1953年至1978年，故事背景是1939年上海的汪伪政府要员公馆、偷情的小公寓、咖啡馆、珠宝店以及上海的繁华街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故事背景则是与写作时间同步的曾经被日本军队洗劫过而后又由共产党控制的陕北农村一个普通村落。《色，戒》作者躲在人物背后细针密线地编织故事，明暗相间，用心深刻；《霞村》作者以第一人称站出来说话，故事也通过“我”的观察进行粗线条勾勒，但也明暗相间，用心深刻。
《色，戒》主人公是为国“献身”的女大学生王佳芝，《霞村》主人公也是为国“献身”却没有读过书的乡村姑娘“贞贞”。佳芝的“献身”招来精心策划要她“献身”的同志们的歧视，贞贞的“献身”也招来为之“献身”的亲人们的歧视；佳芝怨恨她的同志，贞贞也怨恨她的亲人；佳芝在一念之间“爱”上了本来要诱杀的敌人（汉奸），贞贞对敌人（日本人）也有某种程度的理解、欣赏甚至羡慕（贞贞告诉隐含作者“我”许多日本鬼子都藏着“会念很多很多书”的日本女人“写得漂亮的信”）；佳芝放跑了敌人，铸成大错，贞贞虽然怨恨亲人却一直坚持原则，我方（八路军）多次利用她忍着身体剧痛送来的情报给敌人以重创；佳芝被一度以为“爱”上了的敌人所捕杀，贞贞则在我方安排下满怀信心地去延安治病。
两篇小说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如果说，促使张爱玲写《色，戒》的是一段需要了断的孽缘，与曾经困扰过她的外在身份焦虑已经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促使丁玲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则是正严重困扰着她的外在身份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怨恨情绪。《霞村》要讨的是公理，《色，戒》所要了断并大胆直面的则是私情--后者在《霞村》里面不得不加以回避和密藏。
丁玲的《霞村》写的是1931年至1933年“左联”时期既被利用又不被信任的郁闷和1940年面对1933-1936年南京时期所谓不清白的历史问题的二重焦虑，是这二重焦虑及其所引发的怨恨情绪的一次大发泄。贞贞这个人物，不过是丁玲自己略微改变身份的化妆演出，所以两人互为表里，不可分拆：
“我们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谁都不能缺少谁似的，一忽儿不见就彼此挂念。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
“我”所欣赏的贞贞的这种性格，正是从写《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写《霞村》的作者丁玲性格最主要的一面。但这只是“我”和贞贞相同一面。张爱玲不完全等于王佳芝，丁玲也不完全等于贞贞。丁玲和贞贞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我”和贞贞出路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