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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张爱玲的了断私情之作

作者：郜元宝

　　如果说张爱玲的真实心境是隐含作者和王佳芝的叠加，丁玲的真实态度也是贞贞和小说中那个特地来到霞村养病的作家“我”的叠加。贞贞最后取得了组织上的爱和信任，怀着对未来的信心离开了不利于她的充满敌意和误会的“霞村”，奔赴展开热情的双臂欢迎她保护她的延安了。而小说一开始说“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莫俞同志决定把我送到邻村去暂住”，接着又强调“我”在去霞村的一路上“很寂寞”，“精神又不大好”--尽管“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政治部”在什么地方小说没交代；即使不在延安，也肯定在一个类似贞贞将要去的欢迎贞贞并保护贞贞的地方，而“我”恰恰就刚刚离开了那个使她“寂寞”甚至“精神又不大好”的地方，跑到对患病的贞贞很不友善的“霞村”来养病（心病）。“我”和贞贞的交叉跑动形成一种设计精巧的叙述结构，说明“我”的政治待遇还不如贞贞，尽管身体比贞贞好，但心比贞贞更苦。“我”离开了本来应该医治“我”的“政治部”而来到处处是陷阱的“霞村”，贞贞却可以离开霞村而奔赴可以医治她的“光明的前途”。
　　小说通过“我”对于贞贞的欣赏，让“我”分享了贞贞的屈辱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从最初的痛苦、怨恨到后来的理解、释然直至欣慰的心境的转变，而“我”和贞贞的不同出路，又表达了“我”对即将离开霞村的贞贞的羡慕，以及“我”因为尚未获得贞贞那样的待遇而陷入的焦虑不安。
　　丁玲（1904-1986）和张爱玲（1921-1995）都生于没落望族之家。丁玲1927年开始在《小说月报》连续发表小说，名满全国。张爱玲1943年才登上上海沦陷区文坛，也仅在1943-1944两年闻名上海滩，1952年去国后即沉寂下去，直到80年代晚期，大陆才掀起“张热”。丁生性直率、活泼、倔强，成年后走南闯北，始终在政治旋涡和社会关注的中心。1933年，左倾以后的丁玲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同情和声援，蔡元培、鲁迅、宋庆龄、柳亚子都曾为她奔走呼喊。1936年抵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为她接风洗尘，随后（1937-1938）她担任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引起全国军民的关注。张则生性高傲，孤僻，除40年代初短期赴香港求学外，从童年直到1952年去国，整个30、40年代一直在上海租界生活。她所谓的“到底是上海人”，应该准确理解为“到底是上海租界长大的小市民气十足的上海女人”。
　　一个是“五四”培养的叛逆女性，名重全国、叱咤风云的“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语），红得发紫的左翼女作家班头；一个是名门之后、上海租界小姐、自以为左右均不沾染的独立作家、沦陷区上海文坛的奇葩。两人似乎绝不能扯到一块。丁玲的曾祖父娶过一位上海小姐作妾，丁玲少女时代曾在上海求学，1930年到上海之后直至1933年被捕押往南京，26岁至29岁的丁玲曾经和9岁至12岁的张爱玲同居一城，如果说这也是两人之间的“联系”，那也委实太微弱了。事实上她们两位终生未曾谋面，也互不关心。不过，丁玲囚居南京期间，她的常德同乡、叛徒丁默村曾在国民党办的一本刊物《社会新闻》上写过一篇长文，自称认识丁玲母亲，对丁玲竭尽诬陷造谣之能事，丁玲在狱中读到，气愤难当（事见丁玲80年代的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而该丁正是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易先生的原型；二十年代末丁玲的照片曾挂在《良友》杂志上，和许多沪上名媛一起被奉为时尚女性的代表，而《色，戒》主人公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也曾以“郑女士”的名义上过《良友》封面--这两点也许可算是丁玲、张爱玲因缘中最值得一提的神秘的巧合罢？
　　但最大的“巧合”是这两个似乎绝难扯到一块的女性作家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中经历了惊人相似的命运，而且都把这种经历写成各自特殊的自我辩解的作品（如果不是各自最好的作品的话）。
　　都是辩解，又各不相同。张爱玲是“无待”，丁玲是“有待”。张把话都说尽了，但并不指望有谁来主持公道；丁说得远没有张那么淋漓尽致，而且自始至终唯一希望的总是自上而下的依靠与拯救。张所直面的是私情，她要自己了断，自己向自己辩解，自己给自己一个说法，丁所直面的则是别人的目光，不是私情，她需要别人来替自己了断，是向着别人辩解，要别人给一个说法。丁玲关心的是公理大义，被公理大义认可才是她的辩解的目的；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取决于她自己。张爱玲关心的是私情私事，在私情私事上求得安心乃是她的辩解的目的；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取决于她自己。
　　2007-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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