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我利用了我的希腊祖先”
作者：朱大民 ［美］乔·萨·富尔
西。巴塞尔姆和盖斯那时早就达到他们文学事业的巅峰了，却仍在用理论实践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文学表现手段。不过，结果证明还是格蕾斯·佩雷对了。虽说当时她似乎是错了，如今我们才明白她说得有理。她当时说人类的文学语言会不断有新的表达方式出现，而不是新的理论。如果现在你再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后现代主义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书籍——称它们为多元或随便什么都行——佩雷当时是这么预言的。
如果说《中性》确实有新的东西，那其实并不是在形式或理论上的发展创新，而是接近了佩雷谈论的那种新的人类经验。书里写的内容是新的。叙述者卡尔·斯蒂芬尼德斯是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两性人，他不是提瑞西阿斯。那样的虚构神话人物，也不是奥兰多那样的空想者。
富：对你来说写一些你女儿或妻子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很重要?假如她们不喜欢你会不会感到很失望?如果确实是这样，你会对谁感到失望，是对她们还是对你自己?
尤：随着我女儿逐渐长大，我希望《中性》能够吸引各式各样的读者，不过三岁大的小孩却不在我的读者名单之列。我更痴迷于对我的写作保守秘密。《中性》前面几个章节曾在杂志上刊登过，可是在过去的四年里谁也没有见过它。如果我自己依然可以为这本书增色，我就不会急于把它给别人看。
我写作的时候不会想到我自己的家庭。或者不如这么说，我虽然常常想到她们，可我不是把她们当作潜在读者去想的。在我完成这部作品以前，我一直把子女的孝顺心排除出自己的脑海。然后，我又突然感到后悔极了。在校订《中性》的时候，我拿掉了一些可能会刺伤我亲人的东西。不过，书中依然还存在一些可能会伤人的东西。但现在对我而言，这本书已经完成了。我将事实和虚构糅合在一起，直至一切显得完全真实，并且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
富：说起家庭，你曾经对你的写作感到过羞愧吗?如果有的话，那是在什么时候，又是为了什么呢?
尤：你是指羞愧还是不安?呃，如你所料，这是我在写两性人故事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我身上有些地方继承了我母亲的拘谨。我很难直截了当地去解剖主人公的个性。与我自身经历如此不同的生活我很难去写。《中性》之所以是一本家族小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知道卡尔的整个家族史，如果不把他当作一个和大家一样有着父母、祖父母的孩子，我就无法进入到卡尔的意识领域。终将会有水落石出、彻底揭露的那天，不过那也是在我的控制之下，正如我母亲喜欢的那样，是非常巧妙地揭露。
富：不瞒你说吧。这部书涉及“卡尔”的地方其实很少。这一点令我相当吃惊。那就是，当她／他在讲这个故事时，只有很少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发展，这种情形到了书四分之三的地方才有所改观。我绝不会把《中性》当作一本只是关于两性人的小说。我会把《中性》描述为一首家族史诗，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叙述者。
尤：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尽管卡尔(作为卡利俄珀)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了。她在第一章出生。整个小说里当然也有一些很简短的部分是关于成年人卡尔在柏林的生活描写。卡利俄珀的故事是在二百五十页左右开始的，恰好是在书的半当中。这是一部很长的书，而她出现在中央舞台上的部分差不多也有二百五十页，很多小说也就只有那么一个长度。正如你所说的，整个故事都是由卡尔来讲的，因此，每一个句子里都有他。
富：就算是为了写作你也不愿意牺牲的东西是什么?
尤：我一直怕听叶芝的那句名诗：“追求理想的生活或作品。”我想由于我还不够严以律己，不够严守承诺，我永远也不能做出那样的选择。那话听上去禁欲苦行到了痛苦的地步。可如今我发觉我的工作简直就是我的生活。我认为没有工作我的生活就无法运转自如。幸运的是，写作让我做出的牺牲都是我可以承受的：欢闹浮躁的社交生活、一种身处世外的男性感觉、办公室里的闲言碎语、队友。你可以一边写作一边结婚。你可以一边写作一边成立家庭。因此归根结底，你确实拥有着生活。生活就在你的工作室外等待你。
富：在《中性》里你好几次影射到一些民族的史诗，尤其是希腊史诗。对我来说，我们现代的史诗，比如，《尤利西斯》、《百年孤独》、《午夜的孩子》都对本民族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你有为美国读者写一部希腊史诗的雄心，我的这种感觉是不是错误的?
尤：我常想写一部宏大的喜剧史诗。你提到的那些书都是我青少年时代或二十几岁时喜爱的书籍，如今回想起来，当初我就梦想着能染指写喜剧史诗。我想在我变得太老之前，最好开始动手做，因为我知道这个举动会在肉体上和智力上把你消耗光。而且，喜剧性的精神会随着一个人逐渐衰老而消亡。我从来没有打算过写一个“希腊一美国”式的喜剧。起初我只想写一部两性人回忆录式的虚构小说。这令人想起其他文学上的两性人，如提瑞西阿斯。雌雄同体把我们引向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把我们引向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把我们引向我的家庭。我利用了我的希腊祖先，因为他们在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能派上用场，而不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既然有了尤金尼德斯那样的名字，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富：菲利普·罗斯和拉什迪似乎是影响你的两极。你是否那么认为呢?
尤：有一篇评论文章把《中性》与索尔·贝娄的早期小说相比。这对我来说挺不错(可你能想象索尔·贝娄会写一个两性人吗?)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我所假定的影响总是在变化。《处女自杀》刚出版的时候，我在英国受到了指责，说我受塞林格影响太大，尤其是受了《弗兰妮和佐伊》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是错的—那就是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弗兰妮和佐伊》。
文学性的影响也像遗传一样。拉什迪是从君特·格拉斯和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里得到一些灵感。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从卡夫卡和福克纳那里获得的灵感。说到《中性》，你可以说我继承了上述所有这些文学祖先的特点，更不用说老好人荷马了。不过，我的有些素材和这些作家无关，那完全是来自于不同的基因库。
影响并不单单是—个模仿某人或学习他或她的写作技巧的问题。你会受到那些作家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能暗示出你自己的能力和所长。受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你必须做的就是把所有对你的影响融于一炉，形成你自己的风格和视野。音乐界常发生类似的情况，你把锡塔尔琴。加入摇滚歌曲里，由此你获得了一种新的音响。这又是一种杂交，一种杂交的优势。在艺术领域里，杂交也很管用。我觉得那种以为“作家天生就是天才、并被赋予了令人炫目的独创性”的想法多半是个神话。你必须致力于探索你的独创性。是你造就了它，而不是它造就了你。瞧瞧那些影响过我的作家，我发现许多与他们生活有关的东西也和我的很相似。比如菲利普·罗斯，他是在纽华克长大的，那座城镇跟底特律并无多大差别。他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子弟，他们的祖父母往往说着一口带滑稽口音的英语。在一个艰苦却几乎没有高尚文学素养的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