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我利用了我的希腊祖先”
作者：朱大民 ［美］乔·萨·富尔
我认识杰弗里·尤金尼德斯已有好些年了，我和他的关系也发生了好大改变：起初我是他的读者，后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我成了他的学生，如今我们又成了朋友。从他第一部小说《处女自杀》到他最近写给我的电子邮件，我一直痴迷于他极其活跃的思维，他总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所有这一切都令我急着想去读一读他即将出版的小说《中性》，不单如此，我还想去听听他在这本更加正式的、有关写作和生活的文本中表达的想法。
无论你期待什么，《中性》都会令你惊奇。尽管《处女自杀》是一个受地域限制的故事(底特律郊区)，着重于事件描写(里斯本家的女孩的自杀事件)，隐约带有一种诙谐忧郁的笔调，而《中性》是一首浩荡的史诗，从希腊一直写到美国，描写了一连串的厄运，魔幻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都有所涉猎。这个故事——虽说它并没在讲一个很明确的故事——是由卡尔·斯蒂芬尼德斯，一个21世纪初居住在柏林的两性人来讲的。卡尔的讲述追溯到他几代之前的祖先，在地域上跨越了好几个洲，涉及到不同时期的政治事件，采用了不同的文学样式。尽管这本书具有足够的、能取悦任何后现代读者的眼花缭乱的技巧，它骨子里还是一个很好看的古典故事——是那种逼着你在一天之内把它读完并再读一遍的书籍。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以下简称富)：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以后，已经有很久没见面了。四年吧?文学爱好者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的新作了。大概有七年吧?这是为什么呢?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以下简称尤)：我一直在写一本书。
富：你写得很愉快吗?
尤：我写得很投入。
富：作家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会对自己正着手写的东西感到厌倦。或者不如说，我觉得一项具体的写作计划，无法准确反映出我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或者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么长一段时间里。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一个故事上，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还有，时间的流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你的写作?
尤：呃，写《中性》碰到的最大一个难题，就是我要竭力不去违背我的写作初衷。刚开始动手写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挺年轻。等到我写完以后，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中年人了。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遭遇到一个人一生中所碰到的各种生活中的变动。我的父亲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去世。我自己也当上了父亲。威廉·赫·加思说过要写一本大部头作品极不容易，因为你一边写着，一边有所进步，然后，你就不得不回过头去修改，好让以前写的东西与现在写的保持同样水准。这种事我就干过很多。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写这本书前面的章节，乐此不疲。即便如此，我还要确保后面的章节和前面的章节有着同样的语调和精神实质。
富：那写累了怎么办?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尤：此书本身的结构使我的疲劳得到了缓解。《中性》每一个章节几乎都涉及到历史方面或感情层面的新领域。刚处理完希腊一土耳其战争方面的材料，我又得振作起来去解决底特律禁酒时期的内容，接下去，我又要埋头去研究基因学和性学。《中性》包含许多不同的故事线索。所以，当我在一方面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又开始用另一桩来提起自己的兴致。这本书让我和它一块儿成长。不过痛苦肯定是有的。这当中有过无数的痛苦。
这当中一定也有过某种反常的安慰。每一天都会有折磨等待着我，不过最起码，这种折磨是属于我的。这本书就好比是看守我的狱卒，我们渐渐相处得很融洽。我就像那个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帕蒂·赫斯特。这本书逐渐占据了我的每一英寸意识。它变得像特洛伊战争那么长。但我可不想当哈罗德·布洛凯。我懂得在事情发展到荒唐可笑以前，我得启航回家。
富：根据这些故事线索，《中性》给了我一种很强烈的印象：它是以神话(虽说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生动的政治神话)作为开头。逐渐发展成一个成长故事。你有一个女儿。你是否认为此书风格上的发展变化是受了她成长的影响?
尤：我女儿是在《中性》写到一半的时候出生的。她的影响是在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上，而不是在这本书的风格上有所体现。书中有对孩子出生和胎儿成长的关注。书中有许多关于妇女怀孕过程的描述，也有关于男人如何感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无关紧要的描述。在这些细节中，我看到了我女儿的痕迹，不过早在她出世以前，这本书就成形了。
纳博科夫说过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是神话。《中性》开头的两个部分是用史诗文学的精神来构思的，所以不会离神话太远。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不同的层面上生存。一方面，这是一个关于希腊移民的家族传奇。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西方文学的演变，有点像《尤利西斯》中第十四章《太阳神牛》在文学领域中所处的地位。我始终喜爱《尤利西斯》的那个部分，它以古英语的风格开头，发展到中古英语的风格，随后戏仿了以后各个时期英国文学乃至个别作家的文风。我根本没有做到包容一切，即使可以克服困难勉力完成，我甚至也没有这么想过。不过，我确实认为这本书是以荷马式的史诗叙述方式开头，随着故事的发展，变得更现实主义，更有心理深度。我有意要把这本书弄成一个混血儿，就和它的两性人叙述者一样。一半是第三人称的史诗，一半是第一人称的成长故事。
既然我写的是一个有关基因状况的故事，因此，把一种古典的文学形式最终转变成一本二十一世纪的书，似乎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祖先的特征会在今天我们身上显现。我希望《中性》和那一样，成为一种显现出小说的基因组的作品。但这一切，是在不破坏我讲的这个故事上进行，不要太现代主义，也不要太后现代主义。我不希望这个故事由这些纯理论性的因素构成；我只是希望它们可以支撑起这部小说。
富：《中性》是个极其出色的新品种。不是吗?不过你是否自认为是个后现代主义作家呢?戴尔·佩克最近在《新共和》杂志上称你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一种行将消亡的文学传统——的重要支持者。
杰：在后现代主义一事上，戴尔·佩克和我太同意他的想法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者。我常这么说：我这一代的作家都生得晚了些。从小我们就习惯于现代主义作品，只是到后来才读到那些伟大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当我们在高中和大学里从事写作时，我们学写的是实验小说。如今我觉得某种纯理论的实验小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中性》在很多方面可说是一本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不过同时它也是一本很传统的小说。重新利用古典的母题，当然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最基本的尝试，但讲一个故事就不总是那样了。我喜欢叙述。我喜欢读关于叙述的作品，也喜欢自己写叙述性的作品。
最近我正在看以前的一组文学讨论，那是1975年的一次叫做“当代小说的未来”座谈会。那已经离开今天有三十年了，不过他们基本上争论的还是同一问题：如何在文学中创新?如何让文学有所进步?那次座谈会参加的有格蕾斯·佩雷、唐纳德·巴塞尔姆、威廉·H·加思和沃尔克·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