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冒险上书
作者：刘 冰
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要犯错误，也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员的称号。因为我是位老同志，信得过，因此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早就考虑同迟群、谢静宜要进行斗争，但一直没有想好斗争的方法，此时三位宣传队的负责人“杀”了出来，真是太好了，“正合吾意”。我当即下定决心要与江青在清华的哼哈二将公开较量，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他们三位的主张，并自告奋勇，由我来牵头。
在卫戍区的招待所里定稿
政协礼堂的干部会后，当天晚上在惠宪钧的办公室，我们四人就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要以迟群为重点。不要涉及教育问题，以免牵涉到主席的教育路线。在某些问题上我们虽然有看法，如基础理论教学被削弱等，但信上很难说清楚。要抓主要问题，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了保密，草拟信稿要在晚上八点钟以后，在主楼接待厅进行。关于信的内容，我们商定，反映迟群五个方面的问题：他的政治野心；他毫无党的观念；他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些问题都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用事实说活。稿子写好后，标题再斟酌。信稿由吕方正执笔，集体推敲修改，最后由我修改定稿。为了尽快拟就初稿，我们让吕方正利用他将要调回部队的机会，回到家里集中时间赶写。老吕抓得很紧，三天就写出来了。然后我们用了两个晚上集体研究，逐条推敲，着重把事实说清、说准，不说虚话、大话。最后我又用一个晚上改了一遍。第二天，我们到惠宪钧原单位卫戍区一师的招待所，四个人字斟句酌地又改了一遍。我们的宗旨是：一定要实事求是，给主席反映问题决不能有丝毫粗心和不实。
当时之所以去这个招待所，是因为我们在校内的行动受到迟、谢亲信的跟踪监视，校外也想不到适当的地方。惠宪钧受我们之托，向他们的师长田占魁、副参谋长马清沅说明情况，请求帮助。这两位同志非常痛快地表示：向毛主席反映江青这两位横行无忌的干将的问题是大好事，我们支持。他们立刻嘱咐招待所腾出专门房间，派出专门人员热情接待，并准备午餐。这一难得的支持，在当时不仅对我们的行动计划很重要，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对我们的莫大鼓舞。我至今也忘不了这两位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好同志。
信稿审定之后，由惠宪钧交给军代表安恩奎同志，嘱咐他尽快复写几份，争取尽早发出。鉴于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人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之手，最好是通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接着又研究如何能把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我1953—1956年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1974年我去看望耀邦同志时，他曾问到过迟群、谢静宜的情况，他表示这两人年纪轻是优势，但太骄傲，狂得很。我当时意识到，他指的是1974年1月这两人与江青一起，在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大放厥词之事。我想只有找耀邦，请他把信转给小平同志比较可靠。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三位完全赞成。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市委科教组。但考虑到谢静宜也是个市委书记，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
求助于胡耀邦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就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不在家，夫人李昭同志说他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四点钟到家里来好了。”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李昭和子女都不在，只有一位老保姆看家。老人家热情地接待了我，说：“耀邦上班去了，你到房间里休息一下吧!”一边说一边领我穿过院子，来到过厅旁边的书房里。我问：“星期天还上班呀?”她说：“耀邦、李昭星期天都上班。耀邦中午也不回来，带个饭盒，让人给热热就当午饭了。他呀，对自己严格啊!”
老太太离开后，我靠在沙发上，陷入了往事的回忆：1964年我来看耀邦，那时他兼任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因为对农村“四清”一些“左”的东西有看法，受到批评、责难和排斥，回京呆在家里。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我说：“对基层干部要有正确的估计。在我们党领导下，大多数基层组织，大多数基层干部，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遍地是虱子，到处有问题，我们党在农村取得的伟大成绩怎么解释?!我历来主张对人对事要公道，要实事求是。”1974年我来看耀邦，他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了好几年，那时还未分配工作，又呆在家里。见到我，他说：“我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王明路线是1931到1934年共四年，林彪从‘五·一八’(1966年5月18日讲话)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是四年多一点。这两次都使我们党受到大损失，尤其是在干部问题上，这次受到的损失比王明路线还严重。这是教训啊!”耀邦同志的深刻分析，至今言犹在耳。就是这次谈话，他说到了迟群、谢静宜，想来他不会料到，今天我来找他就是为了这两个人的事；我见他书桌上放着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走过去翻了一下，看到书中用红铅笔划了圈圈杠杠之处，多是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很显然，他是在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问题。联想到1974年我来看他时，他正在读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也是在书中划了许多圈圈、点点、杠杠。那次他就是从这本书说到王明和林彪，说到他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现在他有事干了，更是要看书、想问题了，这是耀邦的习惯，也是他的性格。
“啊!刘冰来了!”是耀邦亲切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我说：“四点钟我就来了，你星期天还上班?”耀邦说：“有事就上班嘛!你有什么事?”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概略讲了一下这两个人的问题，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耀邦从茶几上拿了一支烟，边找火柴边说：“记得去年我给你说过这两个人，刚才你讲的他们那些事是必然的。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的干部队伍中不是个别的。”他吸了口烟，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