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冒险上书
作者：刘 冰
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从1975年1月到8月，小平同志有许多重要讲话，提出各项工作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派性，要落实党的政策，要建立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建立各项规章制度，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真知灼见，受到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是，在清华大学，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大都被迟群、谢静宜封锁了。他们公然不顾党的原则，要我在向下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之前，先报告他们，经过他们同意。这显然是针对小平同志来的。对于他们这种违背党规的要求，我当然不会照办。我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同他们进行斗争。7月14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和吕方正在市委听了传达后就回校传达了。
8月中旬，学校教改处的负责同志在市委听了小平同志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说：“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听了汇报，我认为讲话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对学校工作，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决定按市委规定，于当天下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我在会上强调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夜里，迟群、谢静宜回到学校，他们安在党委办公室的“钉子”向他们报告了下午传达邓小平讲话的事。第二天上午，谢静宜来到我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邓小平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时要经过我们，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就传达呢?”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这明显是无理取闹，以势压人。我压着怒火，先请她坐下，然后说：“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而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议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设有权力和义务进行传达吗?”在我的强烈反驳下，谢静宜语无伦次地喃喃地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传达，而是说你应当先告诉我们一声。”我回敬说：“传达后再告诉你们也可以吧?你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火呢?难道就因为没事先告诉你们吗?”谢静宜无言以对，气呼呼地甩了甩头发，站起来扭头走了。
已是中午12点钟，我走出办公室，在院子里遇到迟群，互未理睬，我径直走出了“工字厅”。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从3月1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4月1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发表后，迟群、谢静宜在谈话、讲话中经常赞扬张、姚的文章，宣传文中的论点，尤其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等，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然而对小平同志的讲话，他们则千方百计实行封锁。两者相比，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何等鲜明!谢静宜今天的无理取闹，不正是他们的自我暴露吗?
酝酿上书毛主席
当天晚上，我向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通报了上午我和谢静宜当面锣、对面鼓干仗的情况。当时我们正在紧张地研究草拟向毛主席告发迟群的信稿，我和谢静宜的正面冲突自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
关于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还得从头说起。写信的最早发起人是党委副书记、工宣队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当时，他受上级指派，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学部领导小组组长。他对于迟群政治上、思想上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就不满。从1973年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开始，迟群明显地投靠江青，充当了江青的打手和急先锋。柳一安从社会上和干部中听到了不少对迟群的非议和责骂。1975年，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整顿。对这些精神，迟群非常抵触，背道而驰。那时候，无论是学部还是清华大学的工作，都是在迟群的直接领导下。柳一安在迟群手下工作，感到要贯彻中央精神非常难办，思想上很苦闷。1975年6月以来，他患了严重失眠症，经常在深夜吃了安眠药后仍然睡不着觉，就把在学部办公室工作的李兆汉(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干部，后曾任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任彦申(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干部，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来，诉说心中的矛盾和苦闷，分析政治形势，议论对迟群的看法，商量采取何种对策。在日复一日长时间的议论中，逐渐地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迟群怎么看。大家觉得迟群人很聪明，但心术不正，政治上越来越“左”，是个野心家。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当前两种思想、两种政治倾向的斗争中，迟群是站在江青一边，反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
第二个问题是该怎么处理同迟群的关系。跟着迟群走，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跟迟群保持距离，进行决裂，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能被打倒。但宁可选择后者，也不能跟着迟群干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采取何种行动。柳一安曾提出要找迟群当面谈话，把社会上和党内对他的意见统统端给他，用压力加规劝的办法迫使他改弦更张。李兆汉认为这种办法不可用，没有上级领导的介入解决不了问题，唯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反映迟群的问题。当时清华大学是毛主席抓的点，是“斗、批、改”的样板。向中央写信要避开“方向”“路线”问题，以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线索，集中反映迟群有野心、骄横、搞阴谋诡计、破坏民主集中制等个人品质和作风上的问题。
就这样，1975年7月，柳一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告发迟群问题的构思形成了。对此，李兆汉、任彦申起了重要作用。随后，柳一安找惠宪钧、吕方正商议，意见完全一致，并决定联合上书。
7月下旬，北京市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会间休息时，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把我拉到休息厅一旁的座椅上，告诉我，他们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