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冒险上书
作者：刘 冰
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他。他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我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用事实说话。”他说：“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他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助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时不一样，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我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他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耀邦笑了。接着问我：“你从邮局给他寄去，行吗?”我说：“那样不牢靠，怕弄丢了。”他想了想说：“这样D巴，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耀邦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你从邮局寄也行。”“我怕信件遗失。”“那不会的，你寄好了。”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再和王秘书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那你就寄嘛!”“不能寄，我不放心。”他说：“我看你还是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 X街X 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六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您说的去办吧!谢谢您。”和他握手告辞了。
将信送到邓小平家门口
出了大门，坐到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还是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路上，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但是，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车子到家门口停了下来，我还坐在车上，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我进门就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八点在他办公室等我。见面后，我先说了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然后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一致赞成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先打电话问问那里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子。”接着就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马清沅得知是送信的事，立即热情地告诉老惠，正是他们师负责警卫，可以把信直接送去。随后，他就让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那里的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一切安排妥当后，马清沅就让惠宪钧次日上午九时准时赶到那里，还提醒他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要告诉警卫人员，你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他们会接待你的。
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他旋即送进院里去了。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他转告清华的同志，现在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想到小平同志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法说了。我们听后，自然也都跟他一样，高兴得没法说了。
信送出之后的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到市委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然后请他们转交我们写给吴德的信。
此后我们就天天盼望着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着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但一直没有消息。
迟群嗅到了什么……
1975年8月份以来，迟群很少再同我们研究工作，连正常的书记例行办公会也不开了。但上万人的大学，各种问题必须及时处理，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必须有序进行，领导机构不能正常运作，这怎么行呢?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商定由我以常务副书记名义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办公会议，直接研究工作。每次这样的会议商定的事，我们都向迟群写出书面报告，但每次他都要寻找“理由”加以推翻。与此同时，他连续两次甩开其他书记和宣传队负责人，私自召开宣传队会议，煽动攻击校党委其他领导人。第一次是全体宣传队员会议，他亲自出马讲话说：“我们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有人要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第二次是各单位宣传队负责人会议，他指使一个亲信去讲话说：“现在有人反对迟群，大家知道迟群没有错误，谁反对迟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这个亲信还要求到会的人把这些话传达到全体宣传队员。迟群这些露骨的活动，表明他已经嗅到或听到了什么，预示着他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
已经是9月了，无论是主席还是吴德那里仍然杳无音讯，怎么办?我们不能再坐等了，需要走出去打听消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了北京市城建委主任杜春永同志家里。这位老同志曾在河南和我——起工作过，比较熟悉，我向他坦率地讲述了迟群、谢静宜的情况以及我处境的困难，并打听市委对清华的看法。他告诉我各方面对迟群的反映都不好，问我为什么不向市委报告。当我告诉他已向吴德报告了时，他劝我耐心等待。
又是一个星期天，纪登奎同志的女儿纪南来看我。我在河南省委任青委书记时，纪登奎是许昌地委书记，相互来往较多，现在纪南在清华学习，常来看我。但她今天来，似乎有点神秘，小声说：“刘叔叔，我爸爸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把她带到我的卧室兼办公房间，请她坐下来，慢慢谈。她说：“我星期六回家，爸爸问到了刘叔叔，并让我告诉叔叔，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爸爸还问候刘叔叔好。”这表明，纪登奎这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对于我们青年时代的友情还没有忘记，我打心眼里感激他。纪南毕竟还是个孩子，我不便再问她什么，也不便向她谈什么，只是请她转告我对她父亲的感谢和问候。纪南传递的信息，无疑对我们是重大的鼓舞和支持。我向惠、柳、吕三位通报了这件事后，我